在90年代，文学的表现“内容”被突出和重视，而形式的探索相对地处于“边缘”的位置。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在90年代并没有得到延续。但这并不是说90年代形式探索不被继续。“先锋小说”以及一些“先锋”诗人对“叙事”和语言的自觉意识的强调，基本上已作为一种文学的“常识”被接受，融会在普遍的创作追求之中。也有一些作家，如小说领域的韩东、朱文、鲁羊、述平、东西、李冯等，诗歌领域的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翟永明、孙文波、臧棣等，对文学的形式作了“先锋性”的新探索。只不过，他们在文学界受到的关注，远不如80年代先锋实验那样热烈。
　　反思“历史”，仍是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但在反思的立场和深度以及“历史”的指向上，却有了不同。从90年代初期起，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注：余华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发表在1991年的《花城》，最初名为《呼喊与细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和《1937年的爱情》，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池莉的《预谋杀人》、《你是一条河》，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等。在这些小说中，不仅涉及到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反思小说”所描绘的“文革”和“反右”等1949年以来的历史，更将笔墨伸展到整个20世纪。这些小说处理的“历史”并不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有的小说(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历史”只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的现实不同的空间。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历史往往被处理为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这些小说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因此，有些批评家将之称为“新历史小说”(注：“新历史小说”是陈晓明、陈思和等批评家提出的概念，用来概括自莫言的《红高粱》、格非的《大年》等以来的某些表现“历史”的小说。但对这一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文学界也没有获得广泛认可。)。
　　当然，对“当代”历史，包括“反右”、“文革”等事件的反思性主题，在90年代的其他作品中也有继续，如李锐的《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王朔的《动物凶猛》，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在散文领域，一些关于50至70年代历史的记实性回忆录，也在陆续出版。主要的如“火凤凰文库”中收入的巴金的《再思录》、李辉的《人生扫描》等。在批评领域，也有关于反思20世纪的“激进主义”等的讨论。与之相关的还有一些50-70年代重要小说如《红旗谱》、《浩然文集》的重版和一些过去未能发表的《从文家书》、《无梦楼随笔》、《顾准日记》等的发掘。这些都是对世纪末反观历史的要求的不同的呼应。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知识分子位置和功能的变化，商业社会中的消费取向，使得一部分作家更急迫地关注生存的精神性问题。这些作家在80年代就已经确立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地位，大多有“知青”生活的背景。他们90年代的创作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关注精神问题和现实批判的主题。这方面的创作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和散文《荒芜英雄路》、《以笔为旗》，张炜的小说《家族》、《柏慧》和散文《融入野地》、《无援的思想》，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和散文《夜行者梦语》，史铁生的小说《务虚笔记》和散文《我与地坛》，王安忆的小说《乌托邦诗篇》、《纪实与虚构》和散文《重建乌托邦》。这些作品往往保持一种“精英”立场，在剥离80年代理想主义精神的政治含义的同时，试图寻求反抗商业社会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精神资源。因而，在这些作品中，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等“形而上”主题得到强化，生存哲理、宗教、历史传统以及“民间”文化等成为所追寻、挖掘的精神资源的主要构成。
　　在90年代，对现代都市生活物化现实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展开。由于与现实社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同步”关注，这些作品往往重新被“现实主义”理论整合。例如“新写实”在90年代的发展，“新状态”、“新体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命名，都显示了这种取向。不过，由于80年代用以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和商业社会的物质存在的凸显，使得文学在表现“现实”时的基本方式和内容都有一些变化。“个人”经验在文学中具有了新的特别的含义。它既意味着脱离80年代的集体性的政治化思想的独立姿态，也意味着，在一个尚未定型(“转型”)的社会中，个人经验成了作家据以描述现实的主要参照。前者更多地体现在诗歌写作中，而小说领域则对后者有更多表现。以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以及个人的“片断”式的感受来组织小说的结构，是常常被采用的一种方式。陈染、林白等女作家的自传体小说，和以“亲历者”的身份切入小说的“新形态”、“新体验”小说，都是如此。因此，“个人化写作”(或称“私人化写作”)是90年代作家和批评家谈论较多的话题。张旻(注：张旻，1959年生于上海。曾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在高校执教。1987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有小说集《情幻》、《自己的故事》，长篇小说《情戒》。)的小说可以看作是这种“个人化写作”的一例。他的《情戒》、《情幻》、《自己的故事》等小说，多取材于校园人物的生活，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展开主人公对自己故事的叙述。主要内容往往与人物的个人性情感经历与欲望体验相关，着意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和体验。与许多类似主题的小说常常会有的情绪化叙述风格相比，张旻的叙述平静而委婉，有着对细节和感受的精确把握。
　　日益突出的“新”现象，如都市生活，市民趣味等，也是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8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处理的对象，主要是国家“体制”之内的人和事，而且往往能够获得某种合法的意识形态性。但在90年代，一些“体制外”的人与事，如都市白领，个体户，普通市民等，也迅速成了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由于旧有的意识形态无法涵盖或阐释这些现象，而作家对这些现象的把握，还含糊而犹豫不定，因而，他们一般会倾向于从物质存在对个人生存的巨大影响去考虑。例如朱文的《我爱美元》、《单眼皮，单眼皮》，何顿的《弟弟你好》、《生活无罪》，邱华栋的《都市新人类》、《手上的星光》，张欣的《绝非偶然》、《首席》等。这些小说尽管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但在思想厚度上，显得较为单薄。朱文(注：朱文，1967年生于福建，在苏北长大。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学系。主要有小说集《我爱美元》。)最初写诗，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主要展示在物欲膨胀的社会中，个人欲望的展开和表达形式。所处理的题材往往带有某种“道德”反叛性，事件和叙述语言有粗俗化的特点，但在叙述上却能够冷静地控制节奏，因而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活力。何顿(注：何顿，湖南长沙人主要有小说集《弟弟你好》。)则擅长于写以“个体户”为主的城市小市民，表现这些由“体制内”走向“体制外”的人群的生活经历，“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金钱、暴力、迷人的诱惑所构成的另一世界”。他发展了王朔小说表现的市民生活内容，具体地展示人物对金钱和欲望的追逐，把这些编制进一个生动可读的故事中。他的小说以湖南方言作为讲述语言，更增加了故事的“原生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