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普遍意识到90年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发生的改变。但对于这种变化的理解和估计，却看法纷纭。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新时期”结束论和“后新时期”概念的提出(注：有关“新时期结束”论和“后新时期”概念的资料，主要有谢冕、张颐武合著的《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冯骥才的短文《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张颐武的论文《“分裂”与“转移”——中国“后新时期”文化转型的现实图景》，《东方》1994年第4期；王宁的论文《“后新时期”：一种理论描述》，《花城》1995年第3期等。)。一些批评家在将“新时期文学”看成一个整体的同时，认为到了90年代，因为社会“转型”，文学的主题、总体风格、读者与文学的关系都开始转变，因而，“新时期文学“结束了”。他们把“新时期文学”看作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文学，而90年代文学则是“商业社会”的写作形态。不过，“后新时期”的概念，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
　　“90年代”作为一个文学时段提出来，并不是因为它具有独立的阶段特征。与当代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变化相比，它与80年代文学之间的“延续性”要大于两者的“断裂性”。这是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型”，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社会文化并没有作有意识的全面调整(像“文革”结束那样)。50至70年代确立起来的文学规范在80年代期间瓦解的趋势，在90年代仍在继续推进。当然，文学作品和文学写作的商品性质已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并与发展着的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背景对文学的制约力量逐渐体现，并构成了文学的“实体性”的内容。
　　文学潮流的淡化是90年代的文学现象之一。在“新写实”小说之后，文学界又提出过一些潮流性的命名，如“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新体验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但是，由于这些概念的理论阐释与具体创作之间的差异，同时也由于尽管存在一些类似的作品，但作家对潮流的形成和推动已失去热情，因而，这些概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从90年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难以看出类似于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前中期)那样以潮流的方式推进的痕迹。在一个已逐渐失去单一“主题”的社会，而对世界和文学的理解又更形“多元”的状况下，对于文学的基本想像和要求已发生了变化。市场的选择和需求打破了关于文学的“有序”进程，而对于历史的反省，也使得要求历史发展和文学新潮对应的文学史观受到怀疑。因而，“潮流”性趋势的削弱，是理所必然的。
　　在文体样式上，比较突出的是“长篇小说热”和“散文热”(参见第24章)。长篇小说的数量在90年代大大增加，而且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在90年代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几乎都创作了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王蒙、王安忆、贾平凹、张炜、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刘震云、苏童、格非等，在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几乎都是长篇。长篇小说的增多，可以看作是作家和文学“成熟”的某种标志。作家可以较长时间地专注于一部作品的创作，并能就更为广泛、复杂的问题作出表达。王安忆、张承志、余华等作家都在他们的长篇小说中显示了鲜明的艺术个性。但长篇小说的兴盛与商品化文学市场也有密切关系，这往往产生了更多并不成功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具有一种“文体的经济性”。在作家方面，按字数计稿费会使作品越写越长，而且长篇小说的出版往往能形成较大的影响。从阅读上看，读者只要弄清了人物关系，对于一部长篇就可以不断地看下去，而不需要像读中短篇小说那样，每次阅读都必须从头开始。从改编影视作品考虑，需要的也主要是长篇。
　　90年代文学的另一个现象是，批评在文学界的角色，变得更具独立性，但也颇为尴尬。一些重要的文学事件往往发生在批评界。如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关于“后学”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等。批评的理论化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学批评已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而是寻求自身理论的完整性，是在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这与对欧美6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有较大的关系。新批评、叙事学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诸种理论，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都有表现。理论的发展不仅丰富批评的认知前提，也使得批评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同时，也对文学的阐释和理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关系，也是90年代受关注的问题。由于文学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变化，以及文化立场分化的显现，相应地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被称为“文化批评”的形态。这种批评并不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质作出判断，而关注作品的文化性质和它如何被生产、被接受的过程，因而对文学的市场化作出了更为有效的解释。批评的理论化使其开始作为一种与文学创作同样重要的力量，参与文学发展进程。但是，由于批评越来越与文学创作的脱节，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文学研究者的质疑；而作家从一种传统的文学批评观出发，对90年代批评状况也发出许多责难。因而，有了“批评的缺席”的说法。这些都表明批评的某种尴尬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