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大陆的最主要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80年代初期提出的“现代化”发展目标，虽然是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但在当时，主要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调整，作家的生存方式以及作品的生产和流通，与国家机制仍有着密切的关系。1992年提出中国社会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注：邓小平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城市的改革状况，在武汉、深圳等地发表讲话，简称“南巡讲话”。)，文学体制的改革也作为一项文化政策直接提了出来。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社等原则上不再依靠国家资助，而进入市场。作家在作家协会、文联等国家机构中的工资，以及从“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刊物和出版社所能得到的稿费(注：“纯文学”刊物，主要是指继续坚持“文学性”标准，专门诗、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刊物。与之不同的是，一些以消费性作品为主的刊物，大都是由个人或企业承包。前者的稿费比后者要低许多。据一份资料显示，国家刊物的稿费，按国家规定大概是每千字30元，而消费类报刊大都每千字超过100元。参见陈丽《困境与突围——对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上海作家情况的调查》，《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与社会另外一些阶层相比，已不像过去那样丰厚优越。因此，出现了一些作家“下海”的现象；更多的作家则参与一些有更丰厚报酬的“亚文学”写作，如影视剧作，记实文学，通俗小说，广告文学等。市场化不仅改变了作家的生存方式，而且也出现了作品自身与出版运作、广告宣传相配合而构成“畅销”热点的现象。例如《王朔文集》的出版，《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移民文学”热，《废都》、《白鹿原》等小说的出版所形成的“陕军东征”等。这些现象说明，文学作品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成为从写作、出版到流通等各个环节都受到市场选择和干预的“集体”行为。
　　在90年代，一方面，“现代化”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得到充分的实践和展开，另一方面，知识界对“现代化”的态度和文化想像却发生了不同于80年代的改变。在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历史暴政”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新的发展方案，在知识界的想像中，是充满希望的乐观前景。80年代整个文化氛围的理想主义情绪大体是建立在这种想像的基础上的。但在具体的实践真正降临之后，人们却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偏差；尤其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使他们意识到现代化发展本身具有的矛盾。最重要的是，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和消费文化的成熟，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他们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怀疑。因而，在90年代文化意识和文学内容中，80年代那种进化论式的乐观情绪受到很大的削弱，而犹豫困惑、批判和反省的基调得到凸现。
　　影响90年代人们关于现代化看法的因素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全球化”的发展。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知识界对于“西方”这一空间的认识的变化。在“文革”结束时，“西方”往往被作为“世界”的化身。80年代对于“现代化”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想像性的“西方”作为参照系的，即西方被认为在物质和文化上都优于中国。因而，关于现代化的讨论，往往是中/西与古/今作为同一问题互相缠绕(注：详细观点可参阅甘阳《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载《文化：世界与中国》(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尤其在文学界，这种想像更为普遍。“西方”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想像性的空间，潜在地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未来”。不过，随着人们对欧美各国的了解越发“真实”和深入，“真实”的“西方”与想像的“西方”的差异就给予人们以巨大的震惊。震惊不仅来自不同文化的冲突，更主要是亲和性想像无情的破灭。随着类似的经验的增多，“真实”的“西方”也逐渐呈现。现代化讨论中，将时间性的“古与今”的问题理解为空间性的“中与西”的想法也在改变。另一方面，“全球化”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形式，也已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实。它将资本扩展的问题和矛盾尖锐地展示出来。因而，不仅是市场化的问题，现代合理化工程的矛盾以及民族问题等，都作为“现代化”实践的事实，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90年代文学环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立场的公开呈现。在80年代，尽管也发生过一些文化论争，例如“异化”、“人道主义”，“文化热”等，但在社会居主流位置的文化群体中，能够获得一种趋同的理解。但在90年代，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词，却是“多元化”、“个人化”等。对于原先那些被理解为集体性或统一性的观念，例如“现代化”、“发展”、“历史批判”等的认识，趋于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认识，而且有其社会实践的依据。由于1989年的政治事件，在90年代初期，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度较为紧张，政治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控制加重。自1992年市场经济政策提出后，文艺政策上也作出了调整(注：主要参见《“解放思想、加强团结、改革体制、繁荣创作——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分别举行学习十四大座谈会》，《文艺报》1992年11月7日；《迎接党的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中国作家》1992年第6期；《拨“左”反正，繁荣创作——北京作家评论家学习十四大文件座谈会纪要》，《珠海特区报》1992年11月7日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也使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成为可能。文学作品即使受到国家政治的干预，也可以通过“第二流通渠道”(即非官方的出版和销售渠道)传播。同时，到90年代，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并基本上已形成了一套工业形态的运作方式。因而，90年代的文化分化更为明显。对于这种分化的描述有多种方式。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区分为三种形态，即“主流文化”(又称国家意识形态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又称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又称流行文化、通俗文化)。但其实，这种区分并非那么恰当，而它们之间的关系更不是那么简单、划一。各种文化形态常常是互相交叉、渗透的。
　　文化的分流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进一步分化。采取何种方式参与现实文化实践，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发言，成了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种分化并不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在不断的文化争论和文化交流中形成。其中最为重要，规模最大，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1993-1995年间关于“人文精神”的论争。一些人文学科的研究者(注：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主要是上海的一些学者，如王晓明、李劼，陈思和等。1993年第6期《读书》发表的王晓明、张宏等五人的对话录《旷野上的废墟——人文精神的危机》，是引起讨论的第一篇文章。)从对社会和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的批判中提出问题，从而引起争论。讨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知识分子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功能问题展开。什么是“人文精神”，如何看待消费性文化现象以及90年代的社会现实等，是其中主要的话题。尽管这一讨论并没有形成什么“共识”性的结论，但主要的文化差异和文化矛盾在这一争论中展示出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90年代文学的主要冲突，从80年代针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倡文学的“独立性”，更多地转移到文学创作与商业操作之间的冲突上来。“雅”与“俗”、“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分也被重新提出。但在市场体制下，即使是“雅”或“纯”文学也无法离开出版运作和文化消费市场的选择。因此，“雅”与“俗”的区分也变得含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