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当代作家来说，在文学的外部环境问题上，他们长时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压力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处理。政治和文学的紧密关系，和处理上的紧张状态，制约、规定着作家的写作内容与表达方式。这种特殊的关系，既给一些人带来(并不完全是文学上的)荣耀，也给一些人带来苦难；后者在受挫和蒙受苦难中，形成崇高而悲壮的“自我意识”。这种情况，在80年代仍一定程度存在着。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作家却仓促地遭遇了另一性质的压力，这就是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性社会的出现——给文学带来的另一性质的影响。
　　　在50到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与商品的关系，延续着“根据地”和“延安文学”的“传统”。在当时，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与金钱、商品无关的“精神产品”。左翼文学界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体制，都在划出文学与“商品”之间的严格界限。“文革”中，文学的这种“纯洁”性似乎达到未曾有过的境界。稿酬已被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而取消，对文学的任何“消费”、“娱乐”成份的理解和阅读动机，都受到了批判。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他们面对一系列令其惶惑的现象和问题：当代前此社会的那种“统一性”(即使只是表面维持的)的瓦解；金钱、财富、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迅速加强；政治、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的削弱；国家对经济、文化活动控制的范围和有效性相对减弱；社会分层的趋势加速；个体的思想和生活空间的扩大，因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而形成的阶层，其生活方式和需求(包括文化需求)的分裂和多样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学”的冲突，和前者对后者的挤压；等等。上述诸种情形，规定了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以后的文学(文化)格局。不仅是政治上的选择，而且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的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
　　　在80年代，报刊和出版业有了很大发展。普通日报和各种专业报纸，都辟专栏刊发文学方面(创作、评论)稿件。文学刊物(以及与文学有关的刊物)的数量比起五六十年代来，有极大增加。除了一般文学期刊外，大型的、可以刊发中、长篇小说的刊物，也从“文革”前的一份(《收获》)，增加到十几二十份(注：有的刊物长期得以维持，也有的创办不久就停刊；因而难以作出较准确的统计。)。其中，《收获》(上海)、《当代》(北京)、《十月》(北京)、《中国作家》(北京)、《钟山》(南京)、《花城》(广州)，以及90年代创办的《大家》(南宁)等，保持着较大的影响。由于读者需求的分化，也由于文学写作在出版、流通上的“商品”性质的凸现，出版社和文学报刊的竞争加剧(注：19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的外，“自负盈亏”。而在此之前，刊物和书籍出版，主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利益，采取由国家拨款方式，利润上的收益不是考虑的重点。)。生存、发展和利润上的考虑，又必然推动文学的“商品化”趋势。在大众传媒的扩展中，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的潮流。大众文化最初也是“外来”的。香港、台湾等地的言情武侠小说，流行歌曲和影视作品，从80年代初开始在大陆流行。大众文化在80年代末以后的文化市场上，逐渐从“边缘”走到“中心”(至少是数量、和在公众生活的地位上)。原来处于“中心”的“纯文学”、“精英文学”的重要位置受到很大的动摇。
　　　文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与文学的“商品化”，在20世纪并不是新事物，甚至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也是这样。但是，这个世纪末发生的情况，有其特殊之处，加上历史某些线索的“断裂”，导致中国当代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显得特别激烈。这一迟到的现象导致作家对写作目的、性质的不同理解的身份上、价值取向上的分化。这种分化(或分裂)，从某一角度看是无奈的，带有悲剧意味的；从另一角度看，又可以理解为正常、“健康”的。人可以选择某一位置，获取某一成果，而不应企望选择一切位置，占有所有的成果。作为这一状况的反应，文学界部分作家存在复杂的心理情绪。或者怀念80年代前期文学和“辉煌情景”，或者忧虑社会日益商品化将导致文学的毁灭，或者因作家的社会、经济地位已从“中心”失落而感到价值得不到体现，或者继续虚构一个统一的局面，宣称纯文学与流行文化已融合而不存在界限……。既想维持在80年代所树立的“精神旗帜”的形象，又想在消费性文化的写作中获得巨大利益，使一些作家处于紧张的状态中。自然，清醒地选择、确立自身的某一“位置”，又使另一些作家从惶惑、紧张中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