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文学在走过一段路程之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80年代的文学主题，作家的基本构成，文学的接受和流通方式等等，在主要的方面仍在延续，但也出现了新的因素。这种“变化”，可以理解为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五六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话题”的范围，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而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也变得远为复杂。
　　　在80年代中期或稍后，“文革”后一度享誉的“复出”作家、诗人，有的创作仍获取新的进展，而许多人则已越过自己创作“高峰”。在面对文学观念、方法变革的巨大压力下，缺乏调整自己步调的潜力，或者显得迟滞，或者新作日见减少。“朦胧诗”的作者也大多走过他们的鼎盛期，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青年诗人，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仍保持活跃姿态的，并不是很多。有的“知青”小说家的创作也出现了停滞状态。显然，当代作家和作品的“生命力”普遍短暂的问题，在80年代并没有成为历史。为文学写作所作的准备的不足，和开放之后文学潮流急遽的变化，使作家的更替出现超出一般时期的速度。当然，各种“类型”作家中，都存在沉稳而坚实者，尤其是被称为“知青作家”中的一部分。他们和更年轻的作者一起，构成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中期文学的变化，因1985年这一年发生的许多事件，使这一年份成为一些批评家所认定的文学“转折”的“标志”。对“文革”和当代历史的书写仍为许多作家所直接或间接关注，但一批与“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形态上不同的作品已经出现。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安忆的《小鲍庄》，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均发表于这一年(注：马原等的这些小说，分别刊于1995年的《上海文学》第2期、《上海文学》第1、7期、《现代人》第2期、《人民文学》第3期、《中国作家》第2期、《文学月报》1985年第5期、《中国作家》第2期、《人民文学》第6期、《人民文学》第8期、《西藏文学》第1期。)。对于长期习惯于确定的主题意向和“写实”的表现方法的读者和批评家来说，它们令人耳目一新，也因此引起阐释和评价上的分歧。这些作品的主要部分，表现了似乎正相反对的倾向，并在创作成果上昭示了发生于这一年的两个重要的文学潮流。一是所谓文学的“寻根”，和由此产生的“寻根文学”。另一是“现代派”的文学潮流。前者由一批青年作家发动，其主旨在于突出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抗文学作为社会政治观念的载体)，试图从传统文化心理、性格上推进“反思文学”的深化，并发掘、重构民族文化精神，以此作为文学发展的根基。当时被指认为“现代派”文学的，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陈村、韩少功的一些小说。这是因为它们有着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相似的主题：表现对于世界的荒谬感，写人的孤独，有的又有“反文化”、“反崇高”的意味，且常用象征、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方法。文学“寻根”引起了争论，“现代派”文学也同样。和几年前的争论相比，这次对“现代派的”争论，提出问题的方式虽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批评者和支持者意见本身，却已发生分裂。热烈赞扬这些作品的，有的认为中国当代终于有了自己的“现代派”，这是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创新；有的则指出这些小说的核心是表现时代的进步，“而不是精神的颓废”，在“荒诞”、“魔幻”的外衣下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在批评的意见中，违背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是文学的“堕落”的严厉指责依然存在；但又出现了这些作品还不够“现代派”(以西方某些“现代派”文本为标尺)，而有了“伪现代派”的谑称(注：参见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等文章。)。
　　　1985年或更早一点时间，“朦胧诗”已经“式微”。除了杨炼、顾城还不断有新作问世外，其他作者的作品日见减少。与此同时，出现了更多的被称为“新生代”的诗歌写作者。他们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注：据1986年9月30日《深圳青年报》对“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预告(徐敬亚执笔)称：1986年，“全国二千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决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这则消息没有提供上述数字来源的说明。)为显示“新生代”诗的实绩，1986年的九十月间，《诗歌报》(安徽合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现代诗群体大展”，先后用九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几十家“诗派”(“诗社”)的宣言，代表诗人的简历和代表作。在这些“诗派”、诗人之中，既有许多真诚的艺术探索者，也不乏“闹剧”的热衷者；“大展”的策划者清楚这一点，但并不在意，因为“挑战性”的展示，是他们主要的意图。(注：“大展”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在“大展”的《编后》(《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4日)中写道，“在正式的报刊上，人们就是不能看到诗坛探索的全部真实，漠视、片面、歪曲——已远非个人性习惯”。“大展”材料在报纸刊出后，由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调整、补充，编为《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上海)1988年出版。)
　　　在80年代中期，理论批评的变化也值得重视。虽说这期间对文学批评的“科学方法”(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文学研究的渗透)的重视异乎寻常且最引人瞩目(1985年也因此被称为文艺学的“方法年”)，但改变理论批评界的面貌和格局的，是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出现。有异于上一代批评家的知识背景，尤其是生命体验在批评中的融入，建设起他们批评的个性品格和思想深度。(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出版了这些中青年批评家的专集。列入“新人文论”的主要有：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陈思和《批评与想像》，李劼《个性？自我？创造》等。“文艺探索书系的理论部分，出版了刘再复《性格组合论》、赵园《艰难的选择》、鲁枢元《文艺心理阐释》、夏中义《艺术链》、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等批评论著。)在这一年，刘再复发表了引起争论的《论文学主体性》(注：刊于《文学评论》(北京)1985年第6期和1986年第1期。)的长文。他以人道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建立了他的“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系统”——这一“体系”构造的现实动力，来自于对文学的政治功能和文学创作上的机械反映的厌恶和批判。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的《新文学史研究中的整体观》先后发表。(注：黄子平等的文章刊于《文学评论》(北京)第5期，他们三人并在这一年的《读书》(北京)上，连续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发表“三人谈”的对话。论文和对话等，编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陈思和的文章刊于《复旦学报》(上海)1985年第3期。)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强调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主张，不仅推动研究视角、方法的更新，而且暗含着一种重要的观察、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尺度的提出，因而其影响不仅限于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在80年代中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是批评家和作家的热门话题。这些命题的提出，表达了作家对文学在人的精神活动领域的独特性地位的关切。在涉及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上，则包容着多个方面，如对于要文学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的清理(“干预生活”这一口号这时受到广泛怀疑)，对文学只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层面问题的反省，以及长期以来忽视文学的“本体”问题的检讨。这说明，当代作家原先过分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了分裂。在此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种期待，也可以说是对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不过，期待之物所带来的苦涩“后果”，也开始体味到。1988年初，《文艺报》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注：载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作者王蒙，署名阳雨。)一文，反映了在作家分化、“严肃文学”(或“纯文学”)“边缘化”、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降低等趋势面前，文学界的复杂的心理反应。对于“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有的认为是文学的“疲软状态”，是作家“脱离现实”、失去对社会迫切问题的敏感和把握能力所致。另外的看法则认为，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深沉，走向成熟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