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体裁上，这一时期趋向于关注它的“两极”，即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篇则可能被看作是一种不稳定的体裁，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都没有受到重视。小说批评界十分重视短篇的“边界”，因此，短篇小说的“中篇化”，是常被批评界提醒注意的现象。从1949年到1965年，这期间发表的中篇小说，大约有四百余部。较为知名的有《铁木前传》(孙犁)、《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来访者》(方纪)、《水滴石穿》(康濯)、《归家》(刘澍德)等不多的几部。
　　对长篇和短篇的重视，各有其“功能”上的根据。对于长篇，把握生活素材的规模和容量，是受到重视的一个主要因素。对许多怀有“反映这个伟大时代”、写作“史诗式”作品的情结的作家来说，长篇小说是实现这种勃勃雄心的合适的形式。至于短篇小说，当代对它的重视，则是认为它能迅速、敏捷地反映生活。而对现实反应的快捷，对社会政治配合的及时，正是这个时期要求文学应具有的品格。自然，从50年代开始，文学刊物的大量增加，对短篇创作在当代的发展，也起到推动的作用。(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除中国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出版有文学期刊，有的省市还不止一种。从数量上说，比三四十年代有很大发展。这些刊物每期一般几十个页码(只有1957年创刊的《收获》有较大篇幅可以刊登长篇小说)，适宜于容纳诗、短篇小说、散文等体裁。)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在分述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时，短篇小说常作为分类项目之一。这个时期，还有了“短篇小说作家”的概念，说明存在着专事这一样式写作的作家；而这在此前(三四十年代)和此后(80年代)，都没有出现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的情况。被称为短篇小说作家的有赵树理、李准、马烽、王汶石、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林斤澜、唐克新、陆文夫等，尽管他们中有的也写过中、长篇。
　　对长篇小说虽然很重视，但长篇的形态学上的特征，多少是被看作不言自明的，因此，并没有引发许多对长篇艺术形态的研究。短篇小说则不同，从50年代初开始，对这一样式的特征和创作问题的讨论就持续不断。茅盾、赵树理、魏金枝、艾芜、沙汀、蹇先艾、骆宾基、侯金镜、周立波、孙犁、欧阳山、李准、杜鹏程等，都发表过有关这一论题的意见。有的文学刊物，也组织对于短篇的专门讨论会、学习会。中国作协还召开过以短篇小说为专题的会议，如1962年大连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当然，这次会议的焦点并不在短篇形态的探讨上。1957年《文艺报》组织的短篇小说笔谈是讨论中重要的一次。对于这一体裁的特质，即对它的结构形态做出界定，是讨论者最关心的问题。茅盾认为应从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即截取“横断面”来看待短篇的特征。魏金枝提出“大纽结”与“小纽结”的用以区分中长篇和短篇的概念。侯金镜则主要从人物性格着眼，认为短篇是剪裁和表现性格的横断面和与此相适应的生活横断面等等。这些互相辩难的意见，其实包含着更多的相似点。他们或从对生活现象的处理，或从作品中矛盾的性质和展开的程度，或从人物性格的构成等不同方面，来强调短篇小说的“以小见大”、“以部分暗示全体”的特点。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表现生活的“整体”和“本质”，是文学所要达到的目标。以敏捷、迅速反映生活见长的短篇小说，并不因此失去对社会生活“整体”和历史“本质”揭示的可能，只不过它以另外的方法来实现：它是“可以证明地层结构的悬崖峭壁，可以泄露春意的梅萼柳芽，可以暗示秋讯的最先飘落的梧桐一叶，可以说明太古生活的北京人的一颗臼齿……”(注：这次讨论的文章，刊发于《文艺报》1957年第4、5、6、26、27、28等期上。其中重要的有茅盾《杂谈短篇小说》，端木蕻良《“短”和“深”》，魏金枝《大纽结和小纽结》、《剪裁和描写》、《两种趋势》等。另外，蹇先艾的《我也来谈谈短篇小说》(《红岩》1957年8期)，马铁丁《提倡写短篇》，巴人《有关短篇创作的几个问题》(《人民文学》1959年3期)，荃麟《谈短篇小说》(《解放军文艺》1959年6期)，侯金镜《短篇小说琐谈》(《文艺报》1961年8期)等，也都是讨论短篇特征的一些重要文章。)当然，当代对于短篇的讨论，可能还包含着另外的意味。一些更多地标举19世纪以来西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经验的作家(如茅盾、魏金枝等)，试图以这种经验，来推动中国小说观念和技巧的“现代化”。他们的“严格”的短篇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想扭转40年代以来，延安文学在小说艺术上更偏重于对“民间传统”的汲取，对通俗化和故事性的重视的趋向。(注：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文艺报》4卷3期，1951年5月)中说，“明朝人用说白念诵形式用宣讲口气作的短篇小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代，已经被人摈弃，以为这种小说不足道，要向西洋人学习。现在的文艺理论，是尊重民族形式，是批判地接受文学遗产。因而对明末短篇小说的看法，也和五四时代不同，认为这也是民族形式，这也是可供批判地接受的遗产之一。这种看法是进步的。”孙楷第的这种观点，在50年代初是主流观点。这种“将自己化身为艺人，面向大众说话”，写出有完整故事的短篇，已出现了赵树理等的小说范例。但茅盾等显然并不认为这应该是当代短篇的最好的趋向。)对短篇的这种讨论，推动了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短篇艺术重视剪裁构思的潮流，而出现越来越多的那种写“横断面”的“严格意义”的短篇。不过，在“文革”前夕，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宣讲”式和故事性、通俗性的方面又得到强调。
　　在50年代初期，长篇小说创作显得较为沉寂。《铜墙铁壁》(柳青)、《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等，是比较重要的几部。稍后，特别是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长篇出版的数量大为增加，且出现了一批体现这一时期小说创作水准的作品。因此，这个阶段，常被当时和后来的批评家称为长篇小说的“丰收”(或“高潮”)期。赵树理的《三里湾》出版于1955年，其后有高云览的《小城春秋》(1956)，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第1卷1957，第2卷1961)，梁斌的《红旗谱》(1957)，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1958，下篇1960)，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冯德英的《苦菜花》(1958)，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1部1958，第2部1962)，吴强的《红日》(1958)，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1958)，冯志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1958)，欧阳山的《三家巷》(1959)，草明的《乘风破浪》(1959)，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1960)，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1961)，欧阳山的《苦斗》(1962)，姚雪垠的《李自成》(第1卷，1963)，浩然的《艳阳天》(第1部1964，第2、3部1966)等。(注：这些长篇作品，有一部分开始曾在刊物上发表。这里标示的年份，是指单行本初版的时间。)
　　相对而言，在题材的处理上，当代长篇小说侧重于表现“历史”，表现“逝去的日子”，而短篇则更多关注“现实”，关注行进中的情境和事态。当代政治、经济生活的状况，社会意识的变动，文学思潮的起伏等，在短篇中留下更清晰的印痕。但受制于社会政治和艺术风尚的拘囿，比较长篇，它在思想艺术上受到的损害也更严重。不过，在五六十年代的范围和程度都很有限的艺术革新中，短篇有时倒是表现了更多的探索的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