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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单一化趋向

作者:洪子诚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史     时间:201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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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出现多种艺术形态。不同的小说形态的名称,有的来自作家的“宣言”,有的是各时期不同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归纳。因而,它们之间不可能有类型学分类尺度上的一致性。但诸如问题小说,乡土小说,社会分析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京派小说,通俗小说,都市小说等等,对于考察现代小说的状貌,仍是有效的依据。在强调文学方向和作品基调、风格的统一性的当代,小说形态走向单一化,是不可避免的。单一化的趋向,是相对于“五四”以来的小说状况而言的。
  在40年代后期,对言情、侠义等主要类型的现代通俗小说的批判,使“通俗小说”在当代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它们被称为“带着浓厚的封建愚民主义气味的旧小说”和“无聊文人所写的神怪剑侠的作品”(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与此相联系,“都市市民日常生活”的表现和“小市民的趣味”,也都被作为需要清理和批判的对象提出。这样,言情、武侠和以都市市民生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并主要为市民阶层所阅读的小说,在这期间,也失去它的生长的根基。讽刺、幽默的小说,此时也不能有继续的推进。体现对“最积极”的生活现象(如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的正面评价的小说,处于最值得肯定的位置上,而揭露、批判性质,或幽默、嘲讽的小说,其价值、地位则受到怀疑。它们是否可以成为小说的一种重要形态,一直含糊不清。因而,60年代初出现《在软席卧车上》(欧阳山)这样的“讽刺小说”,因其久违而在开始受到欢迎,但最终还是得到被批评、否定的待遇。
  从30年代开始,强调写矛盾斗争、塑造典型人物的小说理论,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安排设计对立的人物冲突的小说,被称为“戏剧化”小说。这种小说理论,在40年代受到一些作家(如废名、周作人、沈从文等)的质疑,提出要“事实都恢复原状”,“保存原料意味”,写“不像小说的小说”。50年代以后,写英雄典型、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线索的小说的主张,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主要尺度,留给“诗化”、“散文化”小说的发展空间已很窄小;即使有这样的作品出现,也难以获得较高的评价(如孙犁的一些小说)。受到怀疑、拒绝的小说形态,还有侧重表现心理活动、尤其是复杂心理矛盾的那种作品。心理状态,尤其是苦闷、彷徨等曲折的心理内容,个人矛盾着的心理世界,是不健康的。对它们的描写,“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观的真实而加以表现”,在艺术形式上也“支离破碎,朦胧滞涩”,是一种创作的“错误倾向”。路翎的小说,以及林斤澜1963年侧重表现心理、意识“流动”的短篇(《志气》、《惭愧》),都受到根据上述理由所做的批评。但是,那种冷静的、“观照式”的“写实”风格,也不能得到同情和认可。在作品“风格”上,奔放、宏伟是最必须提倡的。沙汀式的那种叙事方式,被批评为缺乏理想、“沉闷艰涩”。1958年,有评论家曾以短篇《山那面人家》(周立波)为例,称赞它的“色彩的明远,调子的悠徐”,说“我们既赞成奔放、雄伟、刚健、热烈,也赞成淳朴、厚实、清新、隽永”(注:唐弢《风格一例》,《人民文学》1959年第7期。)。这种不加区分主次的“赞成”很快受到非难:倡导“明远”、“悠徐”的风格,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有甚么联系呢?提倡的“首先应该是‘奔放、雄伟、刚健、热烈’”。
  形态、风格的单一化状况,也会引起忧虑,有的时候也试图克服这一弊病。1959到1961年,有茅盾、欧阳文彬、侯金镜、魏金枝、细言(王西彦)、洁泯等参加的关于茹志鹃小说的讨论(注:这些评论文章,刊于1959年的《上海文学》和1960-1961年的《文艺报》。),便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人们对这位女作家的创作特点的概括,在视角、方法上既相当一致,对特点的描述,其实也颇为接近。批评家归纳茹志鹃的小说“特色”的依据,建立在对小说题材、形态的这样的分类的基础上:人物形象上,有高大的、叱咤风云的英雄,与普通、平凡的“小人物”;表现的生活形态上,有尖锐复杂的矛盾过程,与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风格上,有浓烈、高亢、雄伟,与柔和、雅致、清新。批评家大致认为,茹志鹃的小说特色属于后者。分歧在于对这种特色的评价上。在讨论中,有的批评家试图取消写英雄与写“小人物”,写“社会主要矛盾”与不正面表现这种矛盾,高亢浓烈与色调轻柔之间的高下、轻重的等级,取消“主花”与“次花”、“提倡”与“允许”的界限,(注:见细言《有关茹志鹃作品的几个问题——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1961年第7期。)——但是,这有着动摇文学方向的嫌疑,自然不可能成功。(注:洁泯在《有没有区别?》(《文艺报》1961年第12期)一文中说,“我们不能因为反对把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对英雄人物概念的狭隘理解,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论断:写普通人物的一些光辉的品质就等于创造了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区别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否则,可能会导致忽略时代要求于我们的创造光芒四射的英雄人物的任务”。)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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