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置。因而，50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1960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使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时，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不过，在50至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注：黄子平《革命　历史　小说》第2页，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6年版。)。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短篇小说方面，孙犁、茹志鹃、刘真、峻青、王愿坚、萧平等，发表了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小说，如《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万妞》(菡子)等。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这是由于，一方面，能够使用文字的“亲历者”自然极愿意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另一方面，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因而，这种讲述，将会在“真实性”上受到严格的指摘；这就不是任谁都有“资格”和“条件”涉足这一题材领域。关于“革命历史”题材写作的文学史上的和现实政治上的意义，当时的批评家曾指出：对于这些斗争，“在反动统治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几乎是不可能被反映到文学作品中间来的。现在我们却需要去补足文学史上这段空白，使我们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注：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学十年》第37页，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自然，这期间的文学创作，并不限于小说，散文、戏剧、诗等体裁，也加入了对于这一讲述既定“历史”的相当壮观的行列。(注：如叙事诗《杨高传》(李季)、《赶车传》(田间)、《李大钊》(臧克家)、《将军三部曲》(郭小川)，戏剧《战斗里成长》(胡可)、《万水千山》(陈其通)、《风暴》(金山)、《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等)、《杜鹃山》(王树元)等。在散文和“史传文学”方面，《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部大型丛书，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现。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作品，数量就更多了。)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像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以之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这些略有不同的处理，使革命历史小说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说创作来，呈现了略有变化的、多样的状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