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或许也可以称为“革命历史小说”，但表现的并不属于上述的“既定”的“革命历史”。不过，其写作观念和叙事方式，与上面论及的革命历史小说又有某些相似之处。在姚雪垠(注：姚雪垠(1910-)，河南邓县人。三四十年代发表的小说有，短篇《差半车麦秸》，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长篇《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长夜》等。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此后致力于40年代就开始酝酿的《李自成》的写作。)写作《李自成》的时期，古代的农民起义是被作为20世纪现代革命的“历史资源”看待的。50年代初，电影《武训传》受到批判的主要理由，是它“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以歌颂“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武训，这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注：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1951年创作、拍摄了表现发生于武训同一时代的农民起义的影片《宋景诗》，提供对“中国历史”的正确叙述。因而，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剖”封建社会(注：茅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的《李自成》，与直接表现现代革命运动的那些革命历史小说一起，参与了对现代历史本质的揭示。
　　　《李自成》计划写五卷，现在完成三卷。第一卷(上、下)出版于1963年，写明崇祯十一年十月，清军进逼京城，官军在潼关和李自成的农民军激战，崇祯在和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明朝社会动荡，皇室风雨飘摇。第二卷(上、中、下)和第三卷出版于1976和1981年。第二卷写李自成潼关之战失利后，来到商洛山中，受到官军、土豪、叛军围剿；李突围入豫，联合张献忠，破洛阳，攻开封，气势达到顶峰。第三卷则开始了由于农民起义军的“局限性”，而走向悲剧的过程。人物众多，结构宏阔。写出明清之际的“历史百科全书式”的长篇的企望，使小说呈现“全景式”的展开方式。从社会图景的描绘而言，涉及包括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城到乡村，从关内到关外，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到农事百工等广泛领域。第一、二卷出现的有名姓人物已有二百余人，他们中有皇帝、大臣，有太监、宫女，有读书人，有贫民百姓，有起义军领袖和士兵。小说特别注意表现这个时期各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如农民起义军与明王朝的斗争，明王朝与清王朝的冲突，统治阶级内部和各个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派系矛盾等。小说显然十分重视表现复杂矛盾的社会阶级根源，而在处理这些盘根错节的关系时，把农民起义军与封建王朝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这种设计，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揭示历史规律的目标所决定。在处理复杂线索上，做到分别主副，又密切配合、虚实相间、彼此照应，取得层次井然、浑然一体的效果。
　　　《李自成》的受到赞扬，还因为它是“农民革命战争的英雄颂歌”。对李自成这一“中心人物”和他所领导的军队的描述，被看作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李自成在作品中，以有高度智慧、才干和崇高品德的起义军英雄和领袖的形象出现，他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且是有着政治家和军事家才干的领袖。姚雪垠对于这一人物(以及高夫人等)和起义军的描写，明显地是以20世纪以井岗山为根据地的农民武装作为参照。李自成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他的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的严以责己、宽以待人，以及他的天命观和流寇思想等弱点；起义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军队与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对军队发展的重要性——所有这一切，都来自于对20世纪工农红军的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是作者考察明朝末年那支起义军的思想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