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革命历史小说的作家中，峻青、王愿坚主要采用短篇的体裁。王愿坚在其小说集《后代》的后记中说，“我们今天走着的这条幸福的路，正是这些革命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给铺成的；他们身上的那种崇高的思想品质，就是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提示了他和峻青所要讲述的历史记忆的重点，和讲述的现实依据。他们强调的是创造“幸福的路”的斗争的艰苦和残酷，并在这样的背景上塑造经过血与火检验的英雄形象。峻青(注：峻青(1922-)，山东海阳县人。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黎明的河边》、《海燕》、《胶东纪事》，和散文集《欧行书简》、《秋色赋》等。80年代，发表了长篇《海啸》。)1954年后，发表了一组写40年代山东胶东半岛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后来的内战)的短篇，如《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等。人的生活环境的险恶，是这些小说所着力渲染的。在情节上，偶然因素的安排，为人物布置接连不断的严峻境遇的磨难。在多少损害了对个体生命的人性关怀的情况下，酷刑、死亡等情节常用来突出英雄的“超人”式意志。这种构思方式，也出现在他写和平年代的作品，如《山鹰》中。由于峻青的创作所具有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因素(正面塑造高大的英雄形象、理想激情的基调)，他的作品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很高的评价。相对于峻青描述的铺张来，王愿坚(注：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担任报社的编辑、记者。50年代，从事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的组织、编辑工作。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党费》、《亲人》、《普通劳动者》等。“文革”期间，参加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文学剧本的改编。)的叙述要显得单纯清晰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更接近于“故事”的形态。《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等所写的30年代初“苏区”的斗争和红军的长征，作者并未亲历过。但他40年代在军队中的生活，以及参加《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丛书的编辑工作，帮助他掌握“革命历史”叙述上的原则和方式。
　　　比较而言，孙犁、茹志鹃、刘真等对革命历史的讲述，是不同的另一种方式。他们的作品，表现了一种个人的抒情性的特征。孙犁(1913-)，河北安平人。抗日战争和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在晋察冀地区的报社任编辑，学校教员。作品有《荷花淀》、《芦花荡》等。50年代以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小说主要有：短篇《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正月》，中篇《村歌》、《铁木前传》，长篇《风云初记》。50年代中期以后，除散文随笔，小说创作渐少。《风云初记》是孙犁惟一的长篇小说。第一、二集分别出版于1951、1953年。1962年改定第三集后，与前两集一起出版合编本。小说写“七七事变”后，冀中滹沱河沿岸子午镇和五龙堂村庄的生活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组织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的故事。中篇《铁木前传》写乡村中木匠黎老东和铁匠傅老刚的友情和友情的破裂。一般的评论认为，这种破裂，深刻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的思想情感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变化，涉及有关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主题。在“农业合作化”已经不是一种规定叙事、甚至会被看作是对历史作出“错误”叙述的80年代，作者对这样解释不很赞同。他说，“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1953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又说，“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注：《孙犁文集？自序》，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在对于农村“阶级分化”的描述中，作品所表达的深切忧虑，确是有关淳朴、美、真挚友情在“时间”中不可逆的变异这一事实。“回忆”，是这些小说的结构框架，也是它们的情感基调：“这几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吴召儿》)；“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山地回忆》)；“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铁木前传》)……现实情景中感受到的情感缺陷，决定了对经验的提取和构成方式。“战争”、“革命”的意义，在孙犁的小说中，大体上被表现为给存在于民间的生活信心、淳朴人性提供一种充分展示的“典型”环境。在发生革命和战争的冀中乡村的背景上，作者以情感化的想像，来创造“极致”的生命形式和人际关系。这种理想的生命形式，更多体现在他笔下的年轻女性身上。
　　　孙犁的小说数量并不很多，艺术水准也参差不齐。他的那些最具个人特色之作，在结构行文上均近于散文。并不追求故事性，其艺术重心是表现流贯于生活过程间的情绪和气质。但又不耽溺于感伤。叙述者显露的情感介入，因着明晰、确定的描述而得到控制。在五六十年代，小说由于强调典型环境和人物的创造，提倡“正面描写时代的巨大斗争生活”，孙犁的这种抒情的、散文化的小说，不能获得较高的评价。为他的“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风格辩护的批评家，也不得不对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我们时代的风貌进行更广泛的描绘”，“对人物性格进行更完整、更深刻的刻画”(注：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的片断感想》，《文艺报》1961年第10期。)。
　　　茹志鹃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生于上海。1943年参加新四军。战争年间，在军队的文工团工作。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1958年问世的短篇《百合花》，受到广泛的注意(注：这一情况，与茅盾对它的高度评价有关。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一文中，用很大篇幅来分析这个短篇，并称“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五六十年代的短篇，收在《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这两个集子中(1978年重新编选为书名《百合花》的短篇集)。这些作品的取材有两个方面：一是40年代的战争生活，除《百合花》外，还有《关大妈》、《澄河边上》、《三走严庄》等；另一是50年代上海里弄及近郊农村的题材。其中，《如愿》、《春暖过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写城市市民阶层的家庭妇女，在生活潮流的诱发和推动下走出家庭的心理变化。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的题材，同50年代许多创作一样，主要纳入对妇女的社会政治动员的主题中。她的有关战争生活的小说，在叙述上以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联的“封闭”方式展开。然而，内在的“回忆”的动机和叙述线索，不难辨识。它们是作为参与生活“统一性”的组织而被索取和重新构造的。这一点，茹志鹃后来有过说明：当时之所以回忆战争年代，是“反右派运动”造成的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使她十分苦恼，每天晚上都“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百合花》便是这样，在匝匝忧虑之中，缅怀追念时得来的产物”(注：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茹志鹃研究专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一表白，提供了了解作者回忆“革命历史”的心理动因的线索，但也可以看作是写作之后时隔二十余年(1980)的一种阐释。
　　　《百合花》写发生于前沿包扎所的一个插曲，一个出身农村的军队士兵，与两个女性在激烈战斗时的情感关系。这个短篇在当时(以及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受到的肯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50年代短篇艺术上所达到的示范性成绩。它的注重构思和剪裁，故事发展与人物刻画的很好结合，结构的“细致严密”且“富于节奏感”，以及“通篇一气贯穿，首尾灵活”和“前后呼应的手法”——这些，符合那些把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短篇杰作看作范本的批评家(如茅盾、魏金枝等)的理想。他们可以以之为例，来“矫正”当时短篇创作上艺术的普遍性粗疏。除此之外，《百合花》又是在一种“规范性主题”的成功表达上受到肯定的。批评家(如茅盾)很快便把这一故事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这一“许多作家曾经付出了心血的主题”(注：这一情况，与茅盾对它的高度评价有关。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年第6期)一文中，用很大篇幅来分析这个短篇，并称“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战士的崇高品质和军民的鱼水关系的阐释框架，既“窄化”了阐释的空间，但也遮蔽了人物之间模糊暧昧的情感，使这一短篇在当代题材的严格规范中，不被质疑而取得合法地位。茹志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还继续有短篇小说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被列入显示“新时期”小说最初收获的作品名单之中。
　　　在50年代，以抒情性叙述方式来表现革命历史的短篇，还有刘真的《核桃的秘密》、《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以及萧平的《三月雪》等。刘真的《英雄的乐章》(1959)，以伤感的怀念语调，讲述八路军的一位指挥员在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和阵亡。这个短篇，在1960年以其“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为由受到批判。(注：参见王子野《评刘真的〈英雄的乐章〉》(《文艺报》1960年第1期)、康濯《同根长出的两株毒草——略谈〈英雄的乐章〉和〈曹金兰〉》(河北《蜜蜂》1960年第1期)、《战士批判〈英雄的乐章〉》(《解放军文艺》1960年第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