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对“通俗小说”、“俗小说”等概念，从文学史的角度作出明确的界定并非易事，但是，在20世纪中国小说界，与“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意义的那类小说并存的，还有另一类的存在。言情、狭义、侦探等的通俗小说，是近代都市的文化产物。它们主要以城市中具有初步阅读能力的市民阶层为对象，在阅读上具有消遣、娱乐的“消费性”。这类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往往被新文学作家看作是封建性和买办性文化的体现而受到排斥。不过，作为一种文学事实，其写作和阅读仍在继续。而且，在这期间，“雅”、“俗”的两条小说路线，在其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互相渗透、吸收、转化等复杂的状况。
　　　40年代后期，在确立文学方向的斗争中，“通俗小说”(它们有时被称为“旧小说”)再一次受到坚持“革命大众文艺传统”的作家的抨击(注：如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说，在40年代国统区，“带着浓厚的封建愚民主义气味的旧小说和有些无聊文人所写的神怪剑侠的作品，在反动统治势力下散播其毒素于小市民层乃至一部分劳动人民中。”在茅盾的报告中，受到批评的“还有‘第三种’作品”，它们“用的是新文艺的形式，表面上可以不接触政治问题，但所选择的题材都以小市民的落后趣味为标准，或布置一些恋爱场面的悲喜剧，或提出都市市民日常生活中一两点小小的矛盾而构成故事……”。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这种常表现得笼统含混的抨击，显示了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对这类小说拒斥的基本态度。但是在50年代前期，文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还有些犹疑摇摆。《文艺报》在第一次文代会结束后不久，召开了有平津常写“长篇连载、章回小说”的作者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这类小说的写作经验与读者情况，讨论怎样发展并改革这种形式”。座谈会虽然强调这种“旧形式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改革的必要，却并没有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而作家也表示了创作有“新内容”的这类小说的热情。(注：《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10月出版)。)但是，如果否定这类小说的“消遣”的性质，而“新内容”又意味着对言情、侠义等模式传承的拒绝，“发展和改革这种形式”的期望将会落空。果然，这种“旧小说”的个别作者(如张友鸾)所写出“新内容”的作品(《神龛记》)，很快就受到批评，作者也做出检讨(注：张友鸾《对〈神龛记〉的初步检讨》，《文艺报》1952年第9期。)。一些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基本上停止了这一类型小说的创作，转而将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改写为故事。如张恨水改编的故事《孟姜女》、《磨镜记》等。50年代，在北京的专事出版通俗文艺作品的出版社有通俗文艺出版社、宝文堂书店等。它们除了翻印《虾球传》(黄谷柳，1948)等小说外，很少再出版新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赵树理的《三里湾》为通俗文艺出版社初版，却很难将其归入这里所说的“通俗小说”的范畴)。这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物，大多是评弹、相声、快书、戏曲剧本等戏曲和曲艺作品，而所谓“中篇说部”，也几乎都是据戏曲、曲艺、传说改编的故事。晚清以来的以言情侠义等为主要类型的那种“通俗小说”，其命脉在大陆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在台湾，特别是香港等地，则获得承接与发展。
　　　在1956年和1957年，对于“通俗小说”的问题，再次提出。在通俗文艺出版社召开的，有陈慎言、张友鸾、张恨水、李红等参加的座谈会上，这些“通俗文艺家”为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的现实处境，为他们的文学史地位进行辩护和争取。(注：《通俗文艺家的呼声》，《文艺报》1957年第10期。)与此前略有变化的是，文学界对张恨水等的“通俗小说”，作了有保留的重新肯定，而表现了扩宽小说创作道路的意向。当时的评论界虽说着重指出《啼笑因缘》等小说“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没有能够动摇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基础，它的反封建思想是十分软弱和不彻底的”(注：李兴华《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文艺学习》1956年第2期。)，但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仍印行了《啼笑因缘》等的新版，并在“内容提要”中，以当时的评价标准承认它的某种价值：“这是一部具有反封建色彩的言情小说，……今天来看这部小说，对于描写旧社会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暴露当时封建军阀的丑恶腐朽，仍然有着现实意义”。这种评价的基点，是要把《啼笑因缘》等与“内容反动、淫秽、荒诞”的“黄色书籍”区别开来，同时，也包含着“被动”、“权宜”的意味，即在当时的创作界还没有生产出能“面向大众”的、可以取代“旧小说”的作品时，让它们作为“替代”品。这和当时一些出版社并非单纯为着学术研究目的出版《平妖传》、《四游记》、《照世杯》、《醉醒石》、《西湖佳话》等，在动机上有相近之处。1958年以后，对“通俗小说”的这种松动，又重新“收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