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既是写“革命历史”，又是写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在当代，类似的长篇还有高云览(1910-1956)的《小城春秋》。《小城春秋》描述的是发生在30年代初厦门的革命活动。《青春之歌》是50年代出版的一部产生重要影响的长篇小说。作者杨沫(1914-1995)，湖南湘阴人。曾在北平读中学，在河北香河县、定县和北平任小学教员、家庭教师。1936年，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三四十年代写有短篇小说、散文等，大都已佚失。1950年出版了中篇《苇塘纪事》，但没有引起注意。《青春之歌》1958年初出版后，仅一年半的时间就售出130万册，成为在这期间长篇小说中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1960年出版修订本。在初版的同年，就被搬上了银幕(注：杨沫改编，崔嵬、陈怀皑导演，谢芳、康泰、于洋、于是之等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而受到欢迎。小说《青春之歌》在60年代的日本、香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拥有大量读者。1960年日文版在日本发行后的五年中，印刷12次总数达20万部。
　　　杨沫的这部长篇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可以看到以作者30年代的生活作为写作素材的明显根据。除个别章节外，全书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经历作为描述的线索：抗拒养母为她安排的做官太太的道路，逃离家庭；在北戴河屡遭挫折对前景绝望的时刻，得到余永泽的救助；当时的抗日烽火和学生运动的感召，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的阶级启蒙教育；认识到余永泽的平庸、自私，在政治道路上出现分歧而与之决裂；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故事发生时间，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间。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风云和事变，构成人物生活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小说结构前半部较为完整，后面则略嫌松散。对林道静的情感、心理的刻画细致真切。许多场景的描述，能表现出特定时代、地域的气氛和特征。但作品的语言缺乏个性，也缺乏变化；在长篇写作上，运用多种叙事手段的意识不很自觉。这些不足，当时的批评家就已指出(注：参见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等文。)。
　　　《青春之歌》叙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如何自觉地承担起决定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组织民众，不避个人受难和牺牲进行英雄斗争。这是胜利者对其历史所作的确认。这种确认，在小说中主要通过对英雄形象(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的创造来达到。因而，尽管卢嘉川等在小说中并非主要人物，当时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时，他们的存在却是首要理由。(注：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第5期)中说，《青春之歌》“粗粗一看，好像它的题材是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事实上，“里面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作者在《我为什么写〈青春之歌〉？》中说，她写这部小说的最初愿望是要表现那些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的形象。”)当然，小说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因素。首先，它同时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故事，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主要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的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小说在否定戴愉、余永泽、白莉萍等的选择的同时，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也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这一道路的叙说虽说早已做出，但在知识分子改造以获得“本质”成为严重问题的五六十年代，又是必须着重强调的。这是这部小说的“题材意义”，是它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仍获得充分肯定的原因。
　　　小说出版一年后，《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刊登了批评《青春之歌》的文章(注：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文艺报》1959年第4期)。)，认为对林道静的塑造存在“较为严重的缺点”，“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林道静“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她的思想感情没有经历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可是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的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另外，文章还批评小说“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林道静也“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在一篇支持这种批评的文章中，还对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等的爱情、婚姻生活的“道德性”，提出严厉的质疑。随后，《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便就《青春之歌》的评价，或开辟讨论专栏，或刊登专题文章。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巴人、马铁丁、袁鹰、何其芳、茅盾等)，以及组织这些讨论的报刊，都持“保护”这部小说的态度，指出《青春之歌》的“全盘否定”者的批评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青春之歌》的批评者，强调的是文学创作要表现“阶级本质”，强调“完美”地表现“历史本质”；他们以“阶级本质”的眼光，敏锐地看到小说的表达与“本质”的“纯粹”、“彻底”之间的距离。而小说的保护者则为着他们所钟爱的写实小说的“文学性”可能受到的损害，也出于对知识分子改造(阶级本质化)的后果的忧虑，来为小说描述的某些非纯粹的“自然性”辩护。在1959年，后者的主张获得支配地位。但到了“文革”期间，当“激进”的文学思潮成为绝对的控制力量时，《青春之歌》的这种“不纯性”，使它成为“毒草”；而当年的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超前”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
　　　就在讨论当年，杨沫“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对这部小说做了修改。1960年的修改本，改动、删削了那些林道静在“接受了革命教育以后”仍然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加表现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工农结合的七章，和“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注：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的参加、领导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对于这种修改，不少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持批评的意见。也有论者认为修改本是对初版的重要缺点的弥补，是必要、成功的。这种分歧，是50年代争论的不同立场的延续。《青春之歌》和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另两部长篇《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在内容上有着连贯性，被称为“青春三部曲”。但后两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