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这种情况，既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小说“传统”的延续，更与当时文学界对表现农村生活的重要性的强调有关。不过，与以前的包括被称为“乡土小说”在内的农村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的面貌，发生了许多变化。茅盾谈到40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说，“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这一“检讨”性的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这种转变在“解放区”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当代农村小说承续了这一取材趋向。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这个问题，周扬1946年评论赵树理小说时就已提出：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描写农民”，“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是以农民直接的感觉，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不是在对象之上(“高高在上”)或之外(“旁观者”)，而是以农民自身的感觉、观点作为描述的基础——这不仅是在确认某一作家的特征，而是在指出应普遍依循的方向。作家和表现对象(农民)在视点、情感、反应上的“同一”的这种设计，是“创作上的群众观点”，据此，“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方法才能真正结合起来”。当然，即使是赵树理，感觉、观点与表现对象的“农民”的“同一”，也不过是一种假想。这种要求，其目的是推动作家迅速进入有关农村的叙述的“规范”。而它在艺术效果上，则既限制了取材的范围，也“窄化”了作家体验、描述的“视点”。当代农村小说的艺术经验，更直接来自“解放区”作家如赵树理、丁玲、周立波、康濯等在40年代的创作，而与“乡土小说”，与沈从文、吴组缃、沙汀、骆宾基等的小说，显然有意识地保持着距离。当然，有着不同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经验的作家，对这种要求的反应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在趋同之中，也能看到差别与变异。
　　　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刘澍德、管桦、陈残云、浩然、谢璞、段荃法、王杏元等。在当代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比较起来，柳青等更坚定地实行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决心，更重视农村中的先进人物的创造，更富于浪漫的理想的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观察，那么，柳青也许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与所描写的土地和生活于其上的劳动者，已建立了密切的关联。而赵树理则更像“本地人”，虽然他也获得一种超越性的眼界和地位。他们的小说在关注、支持农村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关注“新人”的出现和伦理关系的调整和重建时，柳青等更为重视的是新的价值观的灌输，而赵树理等则更倾向于在农村的“传统”中发掘那些有生命力的素质。就小说而言，柳青等所借鉴的，是西方和我国新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赵树理更推重的是话本、说书等“宣讲”、“说话”的“本土资源”。由于艺术观和方法上的这些差异，随着当代不同阶段政治和文学风向的变化，对他们的创作的接受和评价，也大致呈现为此起彼伏的状况。
　　　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李准(1928-)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表现了根据在农村开展的运动和实施的政策来选取题材和确立主题的写作策略。他的第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受到批评家的赞扬(注：这一短篇，写分得土地后的“翻身农民”面临的“两极分化”，宣扬农业集体化道路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发表于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主要作品还有《李双双小传》、《耕云记》，以及出版于80年代的长篇《黄河东流去》等。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30年代参加左联，并开始著译。抗战期间到延安后，任鲁艺教员。1948年完成的表现东北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暴风骤雨》，因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一起，在50年代初为苏联授予“斯大林文艺奖”，而享有甚高声誉。1951年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出版《铁水奔流》(1954)。这部写解放军对钢铁厂的“接管”，和恢复生产的过程的长篇，当时虽受到赞扬，事实上却相当乏味。1955年起，周立波回到他的家乡湖南定居，创作又转到他所熟悉的农村生活上来。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及其“续篇”，分别出版于1958和1960年。和当时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山乡巨变》的主旨也为了证明农村的个体小生产者必须走集体化道路。小说人物“设置”，也无甚大的不同：有苦干而无私的农村基层干部(邓秀梅，李月辉)，有坚定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刘雨生，盛淑君)，有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的落后农民(外号“亭面糊”的盛佑亭——这是写得最为生动的“喜剧人物”)，也有进行破坏的暗藏的阶级敌人(如龚子元)。不过，小说也有它的某些独特处理。对于这一规格化的主题，作家有时更乐意于通过特定地域的乡村日常生活来展开。另外，对于体现在农民身上的“道路”的分歧、冲突，似乎持理解而宽厚的态度。因而，有一种略带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也能在生活美感的价值上，来表现乡村的人情风俗、自然风光。有批评家认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在艺术风格上是从侧近于“阳刚”，到偏向于“阴柔”的变化。(注：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文艺报》1961年第2期。)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取法，与他对南方口语的改造，使小说具有地域色彩和个人风格。这一艺术取向，在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的散文化的短篇(收入《禾场上》、《卜春秀》等集子)中，有更为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