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小说作家，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其写作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茅盾虽有过撰写长篇的计划，却可能意识到在这一文学环境中实现的困难，而终于没有试图去实现。沈从文的文学生涯遇到重大挫折，但后来也不是说就完全失去创作的“权利”。不过，考虑到自己的文学理想的难以改易，也不想作出折衷性的处理(注：参见《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而离开了小说写作，专注于文物和古代服饰的研究。张恨水作为现代“通俗小说”(有时被批评家称为“旧小说”)的代表作家，他连同这种小说形态，在“十七年”中事实上已经“消亡”。在50年代，张恨水转而用小说形式改编中国戏曲和民间传说。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美国。徐訏也在1949年后去了香港。他们仍继续有作品问世，但他们的写作，已不能纳入当时中国大陆的文学构成之中。钱钟书虽然更愿意在小说创作上施展他的才智，但“时代”留给他的选择，却只有文学研究的领域。废名(冯文炳)作为小说作家，也几被“忘却”。在50年代中期的文学“解冻”潮流中，受到“百花齐放”的浪漫情绪的感染，曾有过宏大的小说创作规划，准备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写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经历的道路，另一部以个人的经历，“反映江西、湖北北大革命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土改、农业合作化为止社会面貌的变化”。“百花齐放”既然很快夭折，计划也就落空。不过，即使写作得以进行，他也不一定能找到解决已感觉到的难题的出路：“写作热情我是有的，但写起来也有困难。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得真实，但是是不是工农兵也喜欢看呢？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另外，我所掌握的语言，在汉语中是很美丽、很有效果的，但是，是不是适合表现生活，也是个问题。”(注：《迎接大放大鸣的春天——访长春的几位作家》，《文艺报》1957年第11期。)在五六十年代，师陀等也不见有值得注意的作品问世。
　　另外一些小说家，开始了他们在取材、艺术方法、作品风格上的改造，以适应新的文学时代的需要。巴金在朝鲜战争期间，到前线生活了七个月，后来，出版了以此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集《英雄的故事》(1959)和《李大海》(1961)。“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注：《李大海？后记》，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这一自我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形的。写过《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等作品的张天翼，在50年代前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写作。《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等是当时很受少年欢迎的作品。不过，作为一个以精练的、喜剧式文字刻画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张天翼，却已不再存在。他也曾有撰写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长篇的计划，同样没有实现。
　　艾芜为“可以在作品中称心如意地为劳动人民讲话”而感到“空前未有的幸福”(注：《夜归？后记》，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1952年，他来到东北的鞍山钢铁厂“体验生活”，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和短篇集《夜归》，是他所取得的成果。《夜归》集中一些作品，如《雨》、《夜归》等，于细微之处来表现新生活中的情绪，显示了作者的灵动敏感的匠心。但从整体而论，连同长篇《百炼成钢》，都表明了在题材、艺术观念和方法“转向”后的挫折。对于艾芜，读者记忆最深的恐怕不是《山野》和《故乡》，而是30年代的《南行记》。1961年，他重返云南故地，看到和30年代前不同的生活景象，而写了《南行记续篇》。依然是抒情性的文笔，也还有边疆风情的渲染，而叙述者的“身份”已完全改变，作品的“主旨”，也被纳入“新旧生活对比”的简单的观念框架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对社会生活、对生命的发现。
　　沙汀并没有像艾芜那样，重新寻找“生活基地”，改变写作的题材。他的作品(数量并不多的短篇)仍取材于四川农村生活，它们大部分收入《过渡》和《过渡集》这两个短篇集中。沙汀在《过渡》的后记中说，集子中的作品，“缺点和不足之处虽然不少，但是，同我过去的作品比较起来，却也显示出若干新的东西”(注：《过渡？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新的东西”之一，是对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的热情，他们成为作者的主要表现对象。不过，正如作品集的名称(“过渡”)所提示的，原来的风格和方法并未完全放弃，对农村的现状，对作为主人公的“先进人物”，在描述上尚保持朴素的写实风格，和从日常生活入手，以简练、冷静的叙述来自然地展开故事的方法。待到1960年发表《你追我赶》，便转而追求明朗热烈的基调，着力去塑造“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形象。这一走向了浮泛和空疏的短篇，却为当时的批评界所赞赏，认为是作家对原来的有“局限”的风格的突破，而在创作道路上“跨进了一步”(注：阎纲《跨进了一步》，《文艺报》1960年第21期。)。
　　丁玲、萧军、路翎等在50年代受挫，创作不能得到继续。对于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周而复、马烽等来说，他们在这一时期发表了许多重要作品。他们也遇到许多难题，不过，在性质上、程度上，与上面提到的作家不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