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0年代，由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所构成的诗派，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富活力的诗歌群体。这些各有自己创作特色的青年诗人，围绕着《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而“集结”。他们面对的是新的社会现实和诗歌前景。他们既主张诗对于这一“严肃的时辰”的迫近，也强调诗的艺术的尊严。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吸取营养，更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中找到值得借鉴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德语诗人里尔克、英美诗人T.S.艾略特、奥登等，是这些具有新锐势头的诗人所推崇和仿效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新诗已不可能在新月派那种浪漫诗风上继续作出有效的开拓，需要有新的题材和技巧。他们探索着“现代主义”与中国现实的结合，并在诗的语言、技巧上进行了广泛的、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讶异的试验。舍弃感伤、肤浅的陈词滥调，运用清晰、结实的“现代白话”，在词语的创造性组织中，来表达现代体验和现代意识，揭示现象下面的复杂和深刻。这些诗人，连同冯至等在这期间的努力，有可能形成中国新诗道路上的另一重要的转折点。
　　不过，在50年代，诗界并不认可他们“渴望能拥抱历史的生活，在伟大的历史光辉里奉献我们渺小的工作”的热情，也没有留给他们“从自觉的沉思里发出恳切的祈祷，呼唤并响应时代的声音”的空间。(注：《中国新诗》(上海，1948)第1集代序《我们呼唤》。)在诗是政治和阶级斗争工具的观念已占据重要地位的40年代后期，他们却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的关系，认为现代人生与现代政治密切相关，作为人的深沉经验呈示的诗，自然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生活的影响，但是诗有其独立的品格，诗的取材的单一政治化和写作主体狭隘的“阶级分析”视角，都是不可取的。这自然会被看作是在批评和抗衡革命文学路线。而他们创作的“现代主义”的倾向，更不可能为当代的文学规范所允许。因而，在进入50年代之后，虽然个别诗人也有不多的作品发表，但作为一个诗派，已不复存在。在当时出版的多种新文学史著作中，在有关“五四以来”的新诗的评述文章和新诗作品选本中，对这一诗派所采取的“策略”是不置一词，也不收他们的任何作品。他们被有意的忘却所掩埋。后来，穆旦因抗战期间参加中国远征军一事，在1958年成为“历史反革命”，失去写作权利(但翻译却被允许)；唐祈和唐湜则成为右派。在经过三十余年后的80年代，在一场广泛的“文学化石”的发掘运动中，他们重新被发现，并获得了“九叶派”的命名。(注：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九位诗人的诗合集。他们为诗集起名《九叶集》。“九叶”便成为对这一存在于40年代的诗派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