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研究涉及面广，内在结构极为复杂，可从不同的角度将它区分为不同的亚类。首先，根据选取比较体的方式，它可分为直接比较和间接比较两类： 

　　　　　　　　　　　　　作品与作品

　　　　　　　　直接比较

　　平行研究　　　　　　　理论与理论（即比较诗学）

　　　　　　　　间接比较——理论与作品 

　　直接比较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值得注意的是间接比较。它实质上是一种理论的移植他用，也就是说利用一国的文学理论去阐释另一国的文学作品。在第二章我们说过，我国现代学者（如王国维、胡适、闻一多）早就开始了移植西论的实践，但直到1976年台湾学者古添洪才为之命名，把这种“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研究，称作“阐发”研究。显而易见，论者所着重强调的方面在于“移西就中”，尽管论者也指出了它应该包括“移中就西”这一点。我们之所以把这种比较方式视为“间接比较”，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种理论最初从该国的文学创作中总结、抽象而来，然后再用于另一国作品的阐释，这里自然暗含着两种文学的互相比较。

　　其次，由于比较体的性质、结构和特点有同有异，研究者或者通过证同，寻求共性，归纳出通则或模式；或者通过辨异，区别并突现比较体的个性。但它们不可能完全相同或完全相异，在实际研究中，证同和辨异还常常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分辨比较体的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于是，平行研究因比较的性质有所不同而有了类比与对比之分： 

　　　　　　　　类比——证同（或进而分辨同中之异）

　　平行研究

　　　　　　　　对比——辨异（或进而分辨异中之同） 

　　平行研究的种种类型无非是对比较体做类比或对比研究，所以它们也可视为平行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

　　最后，从具体研究对象上看，平行研究涉及主题、题材、文类、技巧、风格、神话、文学运动与文学史分期等项内容；这些研究经过长期的实践，大多已分别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因而也形成了若干亚类。比较常见的有： 

　　　　　　　主题学

　　　　　　　文类学

　　平行研究　类型学

　　　　　　　运动与时期研究

　　　　　　　比较诗学 

　　这个系列是开放性的，随着新的研究热点的出现，当会形成新的亚类。应该指出，其中文类学、主题学和比较诗学，不仅运用共时性平行比较的方法，还兼用历时性溯源追流的方法，已经发展成独立性更强的研究分支。因此，我们在第十二章介绍了文类学研究，并将在第十五章第三节介绍主题学研究，在本丛书之一《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第三章介绍中西比较诗学。

　　西方汉学家的平行比较是很灵活的，有时将一方置于篇首，与正文中另一方遥相呼应，有时三言两语，顺手拈来，有时则长篇大论，仔细比照。所选对象一般是同时代或时代相近的作家，创作同一类型作品的作家，或者有着同样遭遇、同样追求的作家。只要在重要方面存在着可比性，也就不拘时代或其他条件的悬殊，而把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上各章已有不少证同求似的例子，在此不再赘述。

　　如果中西作品明显有所不同，而在某些次要方面有某种共同之处，它们也可以构成比较对象。这种比较以辨异为主，并不多见，试看普实克的《薄伽丘及其同时代的中国话本作者》一文。

　　论者说，世界各国文学似有相同的历程：从写上帝到写英雄、帝王及贵族，再到写普通人。在最后阶段，文学才一任笔锋驰骋，淋漓尽致地刻画人类的特点。这种情况的出现，以城市生活日趋繁荣、文学成为市民社会的镜子为先决条件。约略在公元十三世纪，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西欧，竟然几乎同时实现了文学的城市化。这就使得以新方法写人、以新眼光观察人的本质存在成为可能。宋元两代职业说书人的话本和意大利十四世纪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均系环境类似、大致同代的产物，均系试图如实反映人生的同一体裁（都市小说）的代表。对两者做一比较研究，可以较为精确地判明当时中西小说的实际状况，从而得出关于小说渊源流变的结论。

　　西方对《十日谈》的写实手法评价很高，有人认为，薄伽丘“在一百个故事里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主角的脾性、习惯和风度，结果他的故事充盈着生活和真实，描写日常生活的文字尤其如此”，“甚至今天也能在那不勒斯街头随时碰见他笔下的一些人物”（《奥托百科全书》）。普实克却说这是“老一套观点”。他认为，看惯了同时代中国说书人的话本，再转来看看薄伽丘，便会发现他的“日常生活”的虚假。他就一组女人爱情不专一的故事，具体分析说：它们通常是根据轶事、妙语或奇闻而写成，整个结构建筑在叙事高潮之上，精彩之笔无非是喜剧场面或情节焦点，以求充分打动听众。在高潮处才见细节描写，其他地方或者交代不明，或者仅做一般暗示。人物的脸谱犹如意大利假面喜剧里的角色——愚蠢的“绿头巾”、媚人的淫妇、执着的偷情人等等。次要人物的选择也不出俗套，常见有女仆、高利贷者、骑士等等。人物的个性、生活都很少交代。《十日谈》之所以形成这种特点，可能是因为采用轶事形式，旨在表现特定的情境与背景，这样一来，任何较为真实地描绘人物形象的尝试，就只能减损这些故事的艺术效果。

　　关于话本小说，他说，中国作者处理类似的题材则有所不同。例如，《任孝子烈性为神》里有一段任　挨打的插曲，这若在薄伽丘手中，就会成为整个轶事故事的基础；话本作者却不这样做。他虽然深知这段插曲的典型性，接下来还叙说蒙辱的任　次日清晨在进城路上听到了关于自己的丑闻，但仍然把它放在通篇叙事的长链里加以交代。从开篇起，他就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和社会地位做了细致的描述，置人物于完整的背景之中。故事的主要情节，以细腻而准确的笔触进行铺展，人物性格也同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刻画。在处理同类情节的方式上，中国的话本作者与薄伽丘相比堪称现实主义作家。他们还能熟练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尽管他们主要是以言行写人物，很少直接写性格，但所选细节是如此贴切，最终创造出了令人心折的情感气氛，或者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例如，任　买刀后的一段描写。这时、甚至去庙宇献祭之时，他心中尚无明确打算。他“东走西走，无计可施，到晚回张员外家歇了。没情没绪，买卖也无心去管。次日早起，将刀插在腰间，没做理会处。”考虑到故事写成的时代，这段把一个被逼而行凶的普通人的复杂心理，刻画得活灵活现的文字，令人看后感到惊讶。那么，为什么话本作者的笔致如此细密呢？其原因在于，中国史家重视事实，历代史籍中多有简明而准确的记载；话本作者同样最着意记叙细微情节、细小行为、以及所写生活和背景的外部特征。追求真实，反对虚假、歪曲和杜撰的要求，强化了对每一人物做精细的现实主义描写这一倾向。另外，“文”作为事物的不朽本质的艺术表现，其概念高尚而又严肃，不允许（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为了一个虚假、扭曲的目标，或者为了追求轻松愉快而粗制滥造。这显然与激发薄伽丘灵感的东西恰恰相反。

　　他继续说，话本作者的兴趣转向社会下层人物是个巨大的转变。工匠、商人、店伙计、小官吏、教师、僧人、流浪汉等普通人，充当着作品的主角；其中崭露头角的妇女，也来自社会下层。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世界文学中是很奇特的。薄伽丘很少让下层社会的人物来做主角，他们如果出现，便是丑角，即“绿头巾”和傻子之类。乔叟笔下的普通人个性比较鲜明，偶尔也充当重要角色，不过他们往往是些诙谐人物。在这一点上，话本小说显然纯属城市文学，即市民文学，不是薄伽丘和乔叟的那种文学。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似乎预示了欧洲在十九世纪才逐渐形成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他们早于龚古尔兄弟六百多年，就似乎要求文学“调查最低的社会阶层”，“以不偏不倚的客观态度呈现关于他们生活和环境的故事于公众面前”（《翟米尼·拉赛特》）。许多话本故事称得上是莫泊桑努力追求的那种“细节真实”的作品。

　　当然，论者并不会一概否定《十日谈》的价值，他也认为书中对待生活的新的态度，是这部故事集的意义重大的贡献。在体现作家个性方面，薄伽丘和乔叟超过了同时代的话本作者。这种特点使人们有权利说他们是现代作家。此外，他们所描写的场面里荡漾着笑声——作者在笑，讲故事者在笑，故事里的角色也在笑。而在话本的场面里，却没有这种愉快、直率的笑声。

　　最后他总结说，如果将这一比较深入下去，就会发现直到十八世纪末，中国小说一直不让于西方小说，它对世界文学宝库的贡献不比西方小说为小。14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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