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文学的语汇中，“影响”一词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举凡外来文学因素刺激某国文学，使之产生并非基于固有传统自然而然所发生的新变化，均可称之为“影响”，如模仿、借用、谐摹、改编等等。这是广义的概念。不过，学者们在为它下定义时，往往强调它的狭义概念，即强调受影响者本人的独创性。正如约瑟夫·T·肖（ Joseph T. Shaw ）所说：“与‘模仿’相反，‘影响’表明，受影响的作者所创作的作品完全是他自己的。影响并不限定在个别的细节、意象、借用甚或出源等问题上——虽然它可以包括它们——而是通过艺术创作呈现出某种渗透，某种有机的融汇。”（《文学借鉴与比较文学研究》）

　　然而，影响研究不仅涉及狭义乃至广义的“影响”，而且涉及产生影响的全部过程——播出、传递、接受——的其他环节。侧重点在播出者的研究，叫做“渊源学”，在传递者的叫做“媒介学”，在接受者的叫做“流传学”。整个影响研究的体系如下所示： 

　　　　　　　渊源学——如来源、原型、母题等研究

　　影响研究　媒介学——如翻译、译介、个人交游、国际会议等研究

　　　　　　　流传学——如借用、翻新、模仿、改编、形象、际遇等研究 

　　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这种研究注重材料，讲求考据，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 raports de fait），从而建立所谓的“国际文学关系史”（基亚语）。

　　文学交流一般都是双向进行的，也就是说，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接受他国文学，使自身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影响研究。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反过来看，外国文学传入我国后而影响到古典文学（而非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实例，则几如凤毛麟角。自然，汉学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文学的西播史，而且是西播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中国文学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 ）、歌德 、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等。他们描述这些因缘关系，一般是根据“实际联系”娓娓谈来，判然分清何为设想、何为事实，尽力避免制造“伪影响”10 事件；如遇比较复杂的事实，便根据前因后果，因承流变，梳理出一条明晰的传播路径。

　　我们先来看看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西播欧洲的情况。在《中西戏剧跨文化的交流》一文中，于漪首先描述了纪剧西播的背景。她说，在十八世纪，欧洲舞台上经常上演意大利的歌剧和艺术喜剧（ commedia dell‘arte ）、法国的宫廷芭蕾和喜歌剧、以及英国的假面剧和歌剧，欧洲人熟悉中国古剧也同样具备的一些戏剧特点：歌唱、音乐、舞蹈和滑稽表演。所以，他们尽管不了解中剧的成规，却能创造欧式“中”剧，而不违反这个时代热衷于理性、知识和异国情调的趣尚。在这种情况下，《赵氏孤儿》的本事被重行改写，再三搬演。然后，她着重介绍了纪剧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因缘。她接着说，纪剧在1731年由耶稣会士马若瑟译成了法文，并保留了原剧剧名，后来辑入杜赫德（ Jean Baptiste Du Halde ）《中华帝国全志》（巴黎，1735）第三卷内。马氏译本略去了原有的唱段。原因何在？杜赫德解释说：“有些剧本的唱段难以理解，因为它们充斥着我们不明其意的典故和不知其妙的辞格。”也许马氏还认为，这些唱段不值得翻译。他选取次要作品介绍给欧洲读者，很可能是对该剧的忠义主题感兴趣。该剧传到伏尔泰手中之后，他改动了原剧的结构，使之成了名为《中国孤儿》的“儒家道德五幕剧”。

　　在此，她触及到了一个影响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幻象”（ mirage ）问题，它是“形象”（ image ）研究中的重要特例 。就中国文学而言，它西播时往往要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被改造成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事物”，堪称西化的中国文学。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关于两种文学的跟多的情况。她说，由于中国戏剧丢失了唱段，欧洲观众所看到的并非真实的中国戏剧，而是一个剧情梗概，一个空架子。尽管十八世纪欧洲戏剧界流行“中华风”（ chinoiserie ），西人却从未着意探索中剧的形式特点。从伏尔泰及其同代人身上，可以找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原来他们认为： 

　　它（按：指中国戏剧）的题材是有趣的，道德含义是值得称赞的，但剧作艺术太不规范，不做大改动便无法在欧洲剧院里上演。 

　　伏尔泰就曾经说过，《赵氏孤儿》只能与十六世纪的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相比，剧情拖了二十五年，写了一堆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所以，伏氏的改编本在男主角成吉思汗和女主角伊达美之间增添了一段热恋之情，而删去了原剧的复仇主题，因为在他看来这迹近野蛮。11

　　一国文学向另一国的传播，有时会以多国或多人为中介，因此，影响研究应该把复杂的传播链梳理清楚。夏志清的《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一文，在剖析严、梁小说观的同时，顺便讲述了中国政治小说的来龙去脉。他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视欧洲小说家为“魁儒硕学”，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李顿和迪斯雷利，也可能是伏尔泰和卢梭，而日本主要的政治小说家未广铁肠、矢野龙溪和柴四郎等，也不能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人皆一面从政，一面创作。梁氏亡日后，翻译了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且是《清议报》连载的第一部政治小说。后来他还身体力行，亲自试笔，写下《新中国未来记》一书。继而仿家蜂起，如法炮制这类作品。12 在此 ，我们看到了西方政治小说的创作方式向日本、（或经过日本）向中国传播的情况： 

　　英法作家——→日本作家——→梁启超（及其他中国作家） 

　　然而，有时传播运动并非有往而无还，一去即终止，还有可能出现后续的“回返影响”。这就是说，一国文学传入他国后，引起他国文学的变化，后来自己又受到变化了的他国文学的影响。众所周知，庞德和其他意象派诗人，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在西方有许多学者论及此事，13 他们实际上共同描绘了如下一条传播链： 

　　　　　　　　　　　（直接） 

　　中国诗歌 → 日本学者 → 费诺罗萨 → 庞德（及其他意象派诗人）

　　　　　　　　　　　西方译者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在描述中国现代诗歌如何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例如，奚密的《现代中国诗歌》（纽黑文，1991）一书，就提到了三十年代介绍西方现代派的先驱者卞之琳。她认为，在卞氏的诗歌创作里，他处理意象、诗境和代言人，运用反讽、暧昧等技巧，无疑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在此，论者所要描述的是这样一条传播链：西方现代派→卞之琳→其他中国诗人。

　　鉴于庞德是西方现代派鼻祖，而现代派诗歌和中国诗歌的意象又确有跳跃、暧昧等特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两条一往一来的传播链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可简化如下： 

　　中国古典诗歌 → 日本学者 → 费诺罗萨 → 庞德 → 西方现代派 → 中国现代诗人（如卞之琳） 

　　这正是中国文学对外影响及其所受回返影响的全过程。如果中国文学再度外播，再度接受回返影响，那么在这种文学交流继续进行之时，每一次循环都必然有不同于上一次的内容。一二百年前人们已经开始瞩望的世界文学，也许就在这认同、再认同的多次反复之后即可实现。另一方面，在上例中，回返影响由于荷载着更多的有关西方文学的信息，使中国文学的本色隐而不彰，这往往使人忽略它的所从来，以致难免有数典忘祖之嫌。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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