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　部分，因而也是整个心理学的一部分；我将把它叫作符号学（ semiology，来自希腊语 semeion“符号”）。符号学将表明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符号受什么规律支配。5

　　这是“符号学”一名的由来。不过，它还有一个源头，即大致与索氏同时的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 ），他则把符号学拼作“Semiotics”。宇宙间的符号是多种多样的，如手势、旗语、风信标、红绿灯等等，当然文学批评家更关注荷载特定意义的语言符号。

　　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往往相提并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像后者一样，把所有社会与文化事件既当作实际事件，又视为具有约定俗成意义的符号，并且认为这些符号因共在一个系统、彼此互相关联而衍生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也从索绪尔语言学那里汲取了一些基本概念，如能指／所指概念、语言／言语概念、横组合／纵聚合概念、历时／共时概念等等。此外，它们还首先试图发现并描述约定俗成的系统及其运行特征。6

　　在一篇研究杜牧的博士论文中，萧庆松结合中国古典诗歌对符号学理论做了一些研究。他指出，斯科尔斯说，尽管符号学通常界定为“符号研究”，实际上它已变成了一种“语码研究”，即一种关于思想体系或成规体系（它们使人类得以理解作为荷意符号的某些事件或实体）的研究（《符号学和阐释》）。惟其如此，我们就必须牢记，语码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人类思维不能离开语码的作用。人类所有的话语均依赖于、受制于人所共享的语码。—— 

　　同样，诗歌话语既借助语言学媒介、以及文类和文化成规而产生，又借助它们而阐释。诗人……是文化的产儿，他借助语言获得了人类的主观性。……因此，诗歌批评家可以采用符号学作为工具：通过这种分析，他们可以发现使诗歌作品具有意义（那些意义为一特定文化的成员而制造出来）的成规；他们可以界定这些成规，例如诗体学成规、文类学成规、公认的解释诗歌技巧的成规等等，使读者像他们那样解释诗歌。7 

　　接着，他介绍了雅可布森、斯科尔斯和里法特尔（ Michael Riffaterre ）等人的符号学理论。他说，雅可布森的交流理论涉及语码，经常为人引用。他把诗歌阅读看作包括六个因素的交流行为： 

　　　　　　　　语境

　　　　　　　　信息

　　发送者 —————— 接收者

　　　　　　　　渠道

　　　　　　　　语码 

　　他声称，交流一旦发生，这六种因素便决定着六种作用：语境决定指涉作用，信息决定诗歌作用，发送者决定情感作用，接收者决定意欲（ conative ）作用，渠道决定交际作用，而语码决定超越语言的作用。虽然他认为读诗乃交流行为，但他的诗歌阅读主要是关注信息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雅可布森建立交流框架时，忽略了书面与口头交流的不同。如《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这里是某人而不是诗人在说话，而且说给另外一人而不是读者听。读者参与这一书面交流的过程（即读此诗），便成了偷听者。可见，雅氏没有充分考虑诗歌的其他功能，如认知、教诲。

　　萧氏说，斯科尔斯则揭示了书面文学交流的复杂性质。他试图澄清信息，寻找丢失因素，辨别多重特点，直至发现一首诗的全部意义。他认为诗歌语码可在三个层次上加以探索：语用学层次、语义学层次和符号关系学层次。在此，语用学研究发为诗歌的条件，特别是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关系，以及诗歌话语的一般环境；语义学研究符号的意义，及其与其他未得具体使用的符号间的纵聚合关系；符号关系学研究支配符号组成话语、解释话语的法则。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新批评与符号学的区别：前者视文学作品为封闭而自足的实体，“书页上的词语”便是一切；后者则视文学作品为一种粗样，一种轮廓，须由了解适当信息的读者积极参与方可完善。所以，斯科尔斯暗示，诗歌文本是开放的、不完全的、不充分的，其意义须借助文化和文学语码、个人经验和语言知识的解说。例如，傅玄《吴楚歌》云： 

　　燕人美兮赵女佳，其室则迩兮限层崖。云为车兮风为马，玉在山兮兰在野。云无期兮风有止，思多端兮谁能理？ 

　　在这首诗里，涉及到了较早的两首诗，即《诗经·郑风·东门之墠》和《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它们是傅玄诗作的交互文本（ intertexts ），要想充分理解傅诗，读者必须熟悉它们。

　　语码之所在，读者为解开语码所必备之知识和体验，已如上文所述，但如何解开诗歌语码，萧氏认为斯科尔斯未曾言明。他说，里法特尔指出诗歌现象是“文本与读者间的一种辩证法”（《诗歌符号学》），其间文本发挥“指示”作用和“委婉表达”作用。在张九龄《赋得自君之出矣》一诗中，首二句“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指出了具体情况，一如字面所说；末二句“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则是委婉表达。有时两种作用并存，有时曲传之意克服了具体所指。按照里法特尔的说法，从字面的指示意义（ mimesis ）向词语与词语 、符号与符号间的比喻意义（ semiosis ）的转移，即是诗歌阐释所必不可少的“符号学过程”；而且一首诗的解码始之以“初始阅读” ，继之以“回味阅读”（retroactive reading）。初始阅读时，读者也许会感到困惑，因为文本一方面可能有一些韵律、语义、语音型式，难以根据指示意义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可能只是些琐事细节的串联，由此难以窥见文本的内聚性。回味阅读时，读者的困惑之处，便成了新解释的关键，通向深长意味的关键，也就是使一首诗获得形式上和语义上的统一性的关键。读者这时始终在评论、在修正、在反复比较，从字面层次触及到了更高级的意义层次。这就是读者如何为诗歌解码的过程。8

　　萧氏认为，移植西论用于中诗研究时，在斯科尔斯所论的基础上添加一个语音层次是很有必要的。于是，他总结出了下述的诗歌解码模式： 

　　　　　　　　语用学

　　初始阅读－－语义学　　　－－味阅读

　　　　　　　　符号关系学

　　　　　　　　语音学 

　　他总结出这一模式主要是用来研究杜牧诗的，因为他觉得符号学式的解码程序对杜诗特别有效。9 在第三、第四两章，他把杜诗分作歌咏社会、沉思历史、咏别、写景四个部分，分别做了剖析。

　　现在，我们以关于《河湟》一诗的解释为例说明之。该诗云：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萧氏说，在初始阅读之下，读者会遇到一些语用学层次（即关于话语一般情境）的问题：“河湟”何谓？“元载相公”、“宪宗皇帝”、“羊”、“马”、“凉州”与诗题何干？在语义学层次，“衣冠”、“东市”、“忽遗弓剑”等语也不能按照常规读法而得到解释。而颈联中“牧羊驱马”和“白发丹心”之对仗不工（这属于符号关系学），原因何在？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须寻找另外的信息。据中国舆图志所载，“河湟”指黄河和湟水的汇流地带，在今甘肃境内。由杜牧《史将军》诗可知，此地于安史乱后已为吐蕃侵占，当地汉人忍受异族统治。《新唐书》卷一四五称，元载在代宗朝为相，熟知河湟地理，曾献计收复。此即杜诗首句所指。后来元载因骄横贪奢被缢死，其计未得实现。又据卷二一六下称，宪宗亦曾计划用武力收复河湟地区。此即杜诗第二句的本事。遗憾的是，宪宗被宦官所杀，其计也未得实现。根据这些知识，便知“羊”“马”写河湟的游牧生活；“凉州”位于该地，也与诗题有关。因此，这首诗的内容显然是歌咏边陲国土的丧失和收复的希望。另一方面，“衣冠”等语亦须从较高的层次上索解。西汉景帝朝，“（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卷一○六）可见“旋见”句是以晁错之斩喻元载之缢。而神话传说黄帝遗弓剑骑龙仙去一事，则喻帝王宪宗之死。由此，亦可解决符号关系学范畴的问题。原来“牧羊驱马”由“牧羊驱马者”而来，“白发丹心”由“白发丹心者”而来，两者貌似非工对，其实不然，它们均是名词性词语。

　　他认为，回味阅读基于此便可很好地理解这首诗。所有看来琐碎的因素，均在表达主题中得到了统一。首联引出关心收复失地的唐代帝相，颔联暗示他们之死和计划的破产，颈联指出河湟人民忠于唐室，却仍在异族统治之下，尾联哀叹他们已被忘却，唯有西乐传于中土。10

　　符号学自认是关于符号的科学，而一旦用于实践，其科学性也就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上引萧文，虽然与传统的解读方式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它对于符号所在的层次、其间的关系、以及解读的程序，通过实例解释得一清二楚。所以，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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