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验西论是出于发展西方学术的考虑，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移植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学术有何价值。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学是两种天迥地远的事物，而在相互碰撞之时，却显示出了一定的亲合性。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即便是异质文学彼此间也有着相互沟通的地方。正如郑振铎所说，文学是人类崇高情思的产物，而且“‘时代’的与‘种族的特性’的色彩，虽然深深的印染在文学的作品上”，“人类的情思却是很可惊奇的相同；易言之，即不管时代与民族的歧异，人类的最崇高情思，却竟是能够互相了解的。在文学作品上，是没有‘人种’与‘时代’的隔膜的。”7 再加上文学是人类与社会、与自然、甚至与自身密切联系的反映，而人类又有着大体相近的客观存在，有着追求崇高情思的共同愿望，这便决定了作家的审美活动、艺术构思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同的追求和规律，同时也决定了借此而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具有多种相同的结构和蕴含。总之，人类情思的同一，艺术匠心的相通，作品因素的近似等等，是移植研究之可行性的物质基础。既然如此，那么它的许多尝试得以顺利操作，就不足为怪了。它那些灵活的视角，成功的探索，向我们展示着现代学术的广阔前景。我们把这些信息反馈过来，主要目的就是为古典文学研究提供借鉴，推动它不断向前发展。

　　然后我们还应该看到，认识和把握研究方法，也有一个从何着手的问题：具体关注某一特定的方法如何运用是一种方策，而从方法论角度加以考察，寻求更为有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或者寻求洞察和总揽研究方法的方法，则是另一种方策。我们不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后一种方策显然也是十分重要的。正如美国学者肯尼斯·勃克（Kenneth Burke）所说：“批评家不应该仅仅试图构建一种方法 ，而应该构建一种方法论，——而且应该时时想到批评遗产的‘共同启示’以构建这种方法论。”8 上面各章的小结已经针对具体方法分别做了评介，现在我们再从方法论的角度，总括地考察一下整个西论中用的实践，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究竟有什么借鉴意义。

　　（一）关于建立开放型学术研究问题

　　如上所述，在我国历史上，大凡出现中外文化和文学的激烈碰撞，学术研究都会发生重大的变革。所以历来有识之士无不主张吸收外来的事物，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时至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益深入的今天，古典文学研究者更应该放眼世界，关注国外学术的新动向、新发展。如果说纯粹与外国有关的学术距离我们较远的话，那么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碰撞，因有我们自己的文学参与其间，恐怕就不能等闲视之了。更重要的是，这些碰撞不仅大多先我而行，勇于探索，而且规模宏大，底蕴丰富。介绍它们以提供信息，了解它们以开阔视野，借鉴它们以革新学术，应该说是古典文学研究者迫切需要完成的一项使命。唯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消除“人知我者多，我知人者少”的被动局面。我们应该效法文学革新的先驱，放眼世界，不事闭关，既善审己，又能知人（参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这是开放型学术的主要内容。

　　其次，文学研究还应该向其他学科、其他知识领域开放。在西方，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迎合了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而汉学家的探索，又进一步显示了这一研究的潜在力量。上文说过，他们移植的西论有不少来自其他学科（参见上一章第三节），这些理论由于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思路，因此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上个世纪之交，我国学者早已清楚地认识到“为一学无不有待于一切他学，亦无不有造于一切他学”（王国维语），不过，“纯文学”概念舶来后文学研究坚立壁垒，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并未响亮地提出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沟通或交融的必要。跨学科研究的提倡也对文化研究热潮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近来甚至出现了打破学科界限的趋势（如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相提并论、乃至等量齐观）。但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重点仍然应该是如何运用文化知识来解决文学问题。在这一点上，西方汉学也有不少范例足资借鉴。

　　（二）关于辨明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

　　如上所述，实现文学批评的科学化，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为之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而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力地推动着文学批评向现代学术转化。然而，现代学术的终极目标是否就是像数学般地来测定、衡量或表述文学现象？这样做是否能够行得通？就拿本书所引统计风格学的实例来说，尽管论者声称其方法是“科学的、客观的、定量（分析）的”，9 但欲图借此详述《红楼梦》那种极其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并进而确定后四十回的作者为谁，终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就说明，人们不能回避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主张文学批评既有科学性、又有艺术性 10 是比较公允的见解。因此，一味追求前者而忽视后者，反而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有趣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尤其是诗话、词话之类）大多向有“印象式批评”之讥，但这种批评承认有着难以探及的深奥微妙之处，那是一种“文章妙处，真是在语言文字之外”（《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五回回末评语）的境界，因而采取了“点到即止”的态度，以此来调动读者的想象。批评家在“点”的时候，是否只是寻觅浅表的印象，是否须有艺术科学的眼光，乃至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文学批评的要求，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各自体现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未始不值得认真探索。

　　只有明确了解文学批评的性质，才有利于正确选择和运用研究方法，才不至于落到盲目从事的地步。

　　（三）关于具体借鉴移植研究的问题

　　最近一二十年，我国翻译界大量介绍西方的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竟至一时演为方法论热。译介西论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文学（包括古典文学）研究和批评提供借鉴。从了解理论、掌握理论到付诸实践，到运用自如，尚须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而西方汉学家的移植研究，却正是这一过程终结之后的产物，因此显得更直观、更具体。通过他们的探索，我们也更容易辨明“洋”是否可为“中”用，哪些可为“中”用，“洋为中用”的实践还须解决哪些问题。在清理这些形形色色的移植实践时，坚持两分法，坚持辩证的观点，认真加以甄别、筛选，摈粗取精，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们应该尽多吸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可资借鉴的论点。他山之石，可以攻吾之玉，移植研究这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无疑可以成为补充我们现用方法的重要来源。例如，就文学作品艺术形式的剖析而言，意象研究之于比兴研究、语言学和新批评的诗语研究之于一般的诗语研究、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模式的构建之于一般的篇章结构研究等等，均有不可低估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新兴流派关于“形式”与“内容”两者关系的阐述，向“两者分立”、“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为说明两者如何有机地统一提供了新的思路。再如流行已久的决定论文学史观（如泰纳的三要素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诚然还是撰写文学史的重要依据，但在新思潮的冲击下，明显需要新的补充。文本在形式主义流派手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即是来自新思潮的冲击之一。因此，汉学家提倡撰写史著时“密切注意文学类型的性质、定义、演变、范畴和效果”，以消除“局限于传记资料，局限于简述‘代表作品’”的缺点。11 而且文本因素的辨析 ，也使共时研究及其与历时研究的结合落到了实处。譬如说小说探源，常见有“某某为小说之祖”的说法。若视之为学界口碑则已，若做科学考证，则须采取共时与历时两种视角（即横向看文本因素的转借与衍生，和纵向看文本因素的传承与变化）一并加以考察。此外，比较文学视野阔大，特别重视国际间的文学交流，这也为撰史工作提供了一条思路。诸如佛教故事经我国向日本的传播，政治小说经日本向我国的引进，古典诗歌外播欧美继而对我国的回返影响等等，均在此列。即使撰写中国文学史，亦应注意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否则，便不能勾勒它们的全貌，便不能深刻了解它们的本质。毫无疑问，理论及其方法的潜力是难以估量的，它能够为某种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促发新的生长点。

　　新方法的使用也必然会形成新的论点，这在第二编各章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对于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自然还有一个辩明其正确或错误、全面或片面、公允或偏颇、积极或消极的问题。一般说来，研究方法选择、运用得恰当，所形成的论点就合理、稳妥。因此辨识方法的过程，也就包括辨识论点在内了。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西文学的直接比较无不是明确揭示比较对象间的相同点或相异点，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而在移植研究的间接比较中，比较对象间的异同之点便折射为理论移植的顺与逆，阐释与鉴赏的隔与不隔。学者们满可以用西方的意象论来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因为中西诗歌里的意象世界同样丰富多彩，甚至还可以说中国诗歌尤胜一筹。但是，如果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说中国古典戏剧或小说，譬如说关于薛仁贵父子的故事（有人确实做过这样的尝试），便会令人觉得有如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弗洛伊德提出的这种观点，尽管在西方颇得学术界的青睐——因为古有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幕弑父娶母的悲剧）作为样板，今有莎剧《哈姆雷特》研究 12 作为证据——但似乎难以用于道德伦理观全然不同的中国作品。如果生搬硬套，操作起来便会逆而不顺，说出的道理也会令人觉得终隔一层。众所周知，方法只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套用，重心在方法，难免扭曲对象以迁就方法；化用则不然，重心全在目的，它以此为指归，并根据对象特点来选择方法。我们应该从那些生吞活剥、泥洋不化的尝试中汲取教训，而期待一种适应客体的移植的化境。

　　第三，我们还应该看到，西方汉学家的尝试，并不是移植研究的终点，而是它新的起点。这就是说，中国学者不应该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在移植西论中积极作为。其实，我们一旦掌握一种新的方法，就会凭借厚实的功力，使这种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就拿撰写文学史来说，世纪之初，西人翟理斯的著作传入我国，未及百年，一种种多卷巨著相继问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超过了西方。我们如果再进一步，从移植研究顺藤摸瓜，彻底了解西方理论的来龙去脉，奥义宏旨，就一定能够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就更有利于开辟新领域，解决新问题。理论和方法犹如装在口袋里的工具，我们可以暂时不用它们，但不能不了解它们，而且这种工具越多，就越好。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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