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小说发展到光绪年间（1875—1908），随着改良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虽然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像《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侠义小说和《青楼梦》、《海上花列传》等狭邪小说，但这些作品，只是前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馀波，它们已经不能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在这些侠义小说中以光绪五年（1879）出版的石玉昆《三侠五义》影响较大。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包公在展昭、白玉堂等侠客的帮助下，受理民冤、神断颖案，同奸臣庞太师父子斗争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侠客们帮助颜查散替朝廷剪除叛藩襄阳王党羽的经过。作品通过庞昱、马刚、马强、柳洪、苗秀等反面形象，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主要是皇亲国戚以至土豪恶霸的横行跋扈，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批判。但作品在揭露上述现象的时候，只是作为个别偶然事件来处理，而整个封建制度在作者看来还是合理的，皇上是圣明的。小说中的侠客，开始还有“草泽英雄”的本色。他们富有正义感，做了不少为民除害的工作；但当封建统治阶级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之后，就死心塌地为皇帝服务，成为统治者最忠实的奴才。作品中的包公，参太师、斩庞昱，虽然还是个清官的形象，但在皇帝面前表现得非常驯服，缺少传说中为支持正义而敢于违抗圣旨的精神。小说在艺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浓厚的平话色彩。《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它们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方面看都更加低劣。在狭邪小说中，只有光绪十八年（1892）韩子云写的《海上花列传》具有一定批判现实的意义。作品通过赵二宝、李漱芳、周双玉三人的遭遇，在写出城市有产者荒淫无耻的同时，对妓女们的悲惨生活作了一定的反映。它用吴语写成，其中主要人物写得很生动，富有生活气息。

　　代表这时期小说创作新面貌的是从1900年左右到1910年之间出现的大批反映改良主义政治要求、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和许多阐述小说理论的文章。它们大都发表在当时创办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许多文学刊物上。

　　这一局面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中日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帝国已感到无望，纷纷想寻找国家积弱的原因。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个改良运动。小说界革命就是这运动的一个方面。当时人们把小说看作是暴露旧社会、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他们一反前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把它提到空前未有的重要地位。大批小说和小说理论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的形势下出现的。

　　这时近代性商业都市的相继出现，都市中广大市民阶层对小说的沈厚兴趣，外国小说的大量传译以及职业小说家的出现，也都是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

　　这些小说有它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们自觉地配合当时政治运动，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场的黑暗，帝国主义中的横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在小说得到反映。特别是宣传改良主义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这些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很广泛，但是不够彻底。如它们在大力揭露官场黑暗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凶残的同时，又对它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甚至还美化了它的“文明”和“进步”。其次，小说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理想的光彩。这固然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和腐朽，同时也由于作家认识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说作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讽刺手法，而又有所发展，它的特点是笔无藏锋，达到了极度的夸张和漫画化的程度。他们经常抓住一点，大力渲染，读来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够，不能留给读者以深刻动人的印象。在小说的结构上，一般都采用若断若续的长篇形式，它主要是为适应报刊的分期刊载；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当时不少小说理论文章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下列四个方面：

　　（一）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一段话，是最有典型性的。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类似这种提法的还不少，王无生在《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说：“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它们一反封建正统文人鄙视小说的观点，把小说地位空前提高，无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也不免失之片面，以至把小说的作用不恰当地强调到决定一切的地步。

　　（二）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服务，使它成为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号筒。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就有“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的话。《月月小说》发刊词中声称其创刊动机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而该刊出版祝词解释更为明确：“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然而立宪根下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达之士夫，而在多数在下国民，……支那四千年专制之毒中于人心也深矣，人人心目中除一尊外，不知有所谓民权焉、自由焉、宪法焉、选举焉。至于今日士夫稍知之矣，而所望在下多数之国民则仍瞢瞢焉，而未有知也。”为此，小说当为“开通知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为密切服务于改良，他们主张，凡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凡译小说当择“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三）对古典小说作了各种不同的评价。其中有些人仍受陈旧观念的束缚，把旧小说分成英雄、儿女、鬼神三类，而且片面地加以否定，把《红楼梦》、《水浒传》看成是诲淫、诲盗之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对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一反前人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诬蔑，而认为“有暴君酷吏之专制，而《水浒》现焉，有男女婚姻之不自由，而《红楼梦》出焉。”说《红楼梦》是部有伟大“摧陷廓清旧道德”力量的小说，《水浒》是“中国小说中铮铮者，武侠之模范”。又说“《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借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见《新小说?小说丛话》）。尽管它们还远没有对这些小说作出正确的论断，但在当时却是非常大胆的意见。

　　（四）对什么叫小说和如何创作小说的一些问题也有所阐述。首先他们看到了文学作品与其他科学著作的区别。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指出，人所喜欢的是“肉身之实事”（即具体生活），而不是“缥缈之空谈”（即抽象的理论），画和小说都能使你去“亲历”一下“如在目前之事”，而“小说虽稍晦于画，而其广过之”。他又说历史是“实有之事常平淡”，小说是“诳设之事常秾艳”。徐念慈的《小说林缘起》则已引用黑格尔的话，指出了形象性、具体性等作为小说艺术的特征。其次，他们指出文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生动地描写了现实和理想。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外，他们还指出文学是通过感情作用来激动人的。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序》说：“予则谓小说者，……令人之闻义侠之风，则激其慷慨之气，闻忧愁之事，则动其凄惋之情，闻恶则深恶，闻善则深善。”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小说有四种“神力”，“熏”、“浸”、“刺”、“提”。“熏”是指感情潜移默化，“浸”是指感人至深，“刺”是指使人感情受突然刺激，“提”是指读者随书的感情而变化，把自己融入其中。

　　以上理论虽然还比较幼稚，缺乏科学体系；它们的哲学基础也都是唯心的。但我们却不能低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它们把过去被看做“稗官野史”的小说的地位提高了，反映了当新兴的资产阶级蔑视传统看法，勇于建树的革新精神，对晚清小说的兴盛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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