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改良运动对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力量的不足，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即所谓“同光体”诗人。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等。

　　陈三立（１８５２—１９３６），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他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创行新政，提倡新学，积极支持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遂从新潮流中退出来，以诗自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诗，最初学韩愈，后来学黄山谷。他代表所谓“生涩奥衍”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反对“纱帽气”、“馆阁气”。“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梁启超等对他的诗也都非常倾倒。梁启超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醲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就这个时期看来，官僚士大夫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运之以生硬晦涩的造词遣意，就是陈三立的诗。如１９０１年作的《遣兴二首》，其一云：

　　九天苍翮影寒门，肯挂炊烟榛棘村。正有江湖鱼未脍，可堪帘几鹊来喧！啸歌还了区中事，呼吸凭回纸上魂。我自成亏喻非指，筐床刍豢为谁存。

　　这种感伤无力、曲折隐晦的诗对那些失望颓丧的士大夫是别具一种颇耐咀嚼的滋味的。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他曾参加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诗派诗论家和诗人。他宣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陈衍诗中诚然有很多枯燥无内容的游览诗，但并不是绝对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战即君子，伏阙动万言，蹙国日百里。”这显然是对当时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的诬蔑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现实，抗拒新潮流的反动实质。他的诗一般枯淡迂缓，毫无生气。沈曾植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间作诗即被陈衍推为“同光体”之魁杰。后被张之洞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与陈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险奥聱牙”的“同光体”。所谓“同光体”，照陈衍的说法，就是“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韩苏黄为模仿对象的宋诗运动的发展。由于他是一个“博极群书，熟悉辽金元史学舆地”的考据家，“爱艰深，薄平易”，他的诗极力搬运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读。他的诗是脱离现实，以故纸材料作诗的典型作品。

　　此外，有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王闿运（1832—1916）是一个著名的拟古大家，诗与骈文均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他公然宣称自己的诗是“杂凑摹仿”的。他以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因此他的模拟古人诗，实际只是脱离现实、自我麻醉而已。这是一个极端腐朽的古董诗派。又有以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62—1920）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他们的诗大都以对仗用事为能，玩弄艳丽词句，实已腐朽下流不堪。还有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不名一派，自称“大家”。他模拟的对象很广，作诗甚多，除少数风土景物小诗偶然可观外，绝大部分是一个悠游自得的封建士大夫庸俗生活的纪录，他同样代表着一个脱离现实社会内容的腐朽诗派。总起来看，在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在垂死的传统诗坛上，各式各样的腐朽诗派也活跃并嚣张起来，他们争奇斗异，甚至有时互相攻击，各不相下，实际他们一样无视现实，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是晚清诗坛的一股逆流。

　　桐城派古文在曾国藩的“中兴”势力影响之下，这个时期依然继起有人，以黎庶昌、吴汝纶等为最著名。他们大抵拘守桐城派家法，置现实于不顾，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词则常州派还表现一时之盛。谭献（1831—1901，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王鹏运（1848—1904，字幼遐，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朱孝臧（1875—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邨，浙江归安人）、况周颐（1859—1926，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人）等都是代表作家，以朱孝臧为最著名。他们的词一般只以模拟为能事，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内容绝少可取。朱孝臧有些反映现实的作品，隐约深稳，令人莫解。常州词派发展到晚清，实际已走上极为狭小的道路，成为封建文士消遣时日、感叹生平的古董玩具。但在词学的整理研究上，他们大都有一定的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馀家为《彊村丛书》；况周颐有专著《蕙风词话》：他们集中了大量的词学遗产，对词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这种整理研究的风气下的产物。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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