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出现了文学团体“南社”。它最初酝酿于1907年，正式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在第一次“雅集”的十七人中，有十四人是同盟会会员。它以提倡民族气节相号召，实际上是应和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命名为“南社”，意谓“操南音不忘本”，亦即表示反清革命。1910年开始出版《南社》，分文录、诗录和词录三部分，到1923年，共出版二十二集。1917年，又出版《南社小说集》一册。辛亥革命前有社员二百馀人，辛亥革命后剧增至一千多人。“南社”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目的性更明确了，文学的战斗性和群众性也大大地加强了。

 

　　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有江湖任侠之风”。最初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在南社成立前，他就是一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曾参加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拒俄义务队(在日本)、中国同盟会(在芜湖)等革命团体，组织过“神交社”(在上海)和“秋社”(在杭州)。又曾远到岭南，进行革命活动，“图南此去舒长翮，逐北何年奏凯歌”；“此去壮图如可展，一鞭晴旭返中原”：表现了昂扬豪迈奋发有为的革命精神。“尤嗜文章，于诗歌叙记迄碑铭者咸有述作”，诗作的最多。他的诗大抵歌颂宋明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和游侠剑客，借以抒发革命怀抱，感慨生平。写革命壮游，如《将游东瀛赋以自策》、《图南一首赋别》、《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等，尤足表现其高歌慷慨、雄心勃勃的革命气派。兹录后一首：

 

　　舵楼高唱大江东，万里苍茫一览空。海上波涛回荡极，眼前洲渚有无中；云磨雨洗天如碧(烈日中忽遇阵雨)，日炙风翻水泛红。唯有胥涛若银练，素车白马战秋风。

 

　　他的诗一般“去华反朴，屏绝雕镵”，拘守旧风格较严，苍健有力，而鲜明生动不足。

 

　　高旭(1877-1925)，字天梅，江苏金山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1904年留学日本，1906年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提倡革命，并为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高旭早年即愤慨于“伪韩伪杜”、“吟花弄鸟”的腐朽诗风。他吸取了“诗界革命”的进步因素，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如《女子唱歌》、《爱祖国歌》、《军国民歌》、《光复歌》、《国史纪念歌十六首》等。他的长篇歌行，更浩浩荡荡，充满奔放的革命热情，最突出的是《海上大风潮起作歌》：

 

　　……亡国惨状不堪说，奔走海上狂呼号。非种未锄气益奋，雄心郁勃胸中烧。拟将大网罗天鹏，安得阔斧斫海鳌。……相期创造新世界，簸山荡海吼蒲牢。……文明有例购以血，愿戴我头试汝刀。有倡之者必有继，掷万髑髅剑花飘。……作人牛马不如死，漓淋血灌自由苗。……冬冬法鼓震东南，横跨中原昆仑高。

 

　　此外如《登富士山放歌》、《路亡国亡歌》等，也都是同类作品。高旭的诗，一般摆脱约束，开阔奔放，直抒革命怀抱。但缺乏洗伐凝炼，芜词累句所在难免。辛亥革命失败后，他的颓唐失意情绪也就不可控制。“一曲清歌两行泪，可能唤醒国人无”；“风雨飘摇同此感，可能词笔挽沧桑”：则竟然怀疑了南社的革命作用。

 

　　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江苏吴江人。他和陈去病同县，思想经历也相近。最初也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后来转向革命。1903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认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家，革命思想就此确定。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和光复会。1907年游上海，便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南社。1909年南社成立后，他做了很多实际工作，表现了更多的热情。

 

　　作为年轻的诗人，柳亚子对当时的各色腐朽诗派，是有冲击的力量和勇气的。他在《论诗六绝句》中写道：

 

　　少闻曲笔湘军志，老负虚名太史公。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

 

　　郑陈枯寂无生趣，樊易淫哇乱正声。一笑嗣宗广武语，而今竖子尽成名。

 

　　这对当时的气焰高张的主要拟古诗派，无异下了总攻击令。他又有《……论诗三截句》，推尊夏完淳、顾炎武和龚自珍，特别颂扬了龚自珍：

 

　　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悉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

 

　　他和南社的许多诗人一样，对龚自珍诗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嗜好的。

 

　　柳亚子在这个时期的诗，追怀民族英雄，悼念革命烈士，揭露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抒发革命的怀抱和理想，表现了旺盛的革命热情和意志，略和陈、高的诗相近。但在风格上却显然和他们不同。“翩翩亚子第一流，七律直与三唐俦”(《天梅遗集?诗中八贤歌》)，他写了许多七言的律诗和绝句，既不像陈去病的那样拘谨板滞，也不像高旭的那样恣肆放纵，而是清新朴实，流转自如，这是龚自珍的影响。“中国的文学语言，无论雅言或常语，在他的笔下就像是雕塑家手里的软泥，真是得心应手”(郭沫若《柳亚子诗词选序》)。这在他的诗，特别是七言律绝，表现得尤为明显。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也不像南社的许多诗人那样容易消沉颓丧，他批判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妥协，“铙歌慷慨奏平胡，大局终怜一着输”。在诗袁声中，他的革命意志依然是昂扬的，作《孤愤》：

 

　　孤愤真防决地维，忍抬醒眼看群尸?美新已见扬雄颂，劝进还传阮籍词。岂有沐猴能作帝，居然腐鼠亦乘时。宵来忽作亡秦梦，北伐声中起誓师。

 

　　诗人愤怒地斥责了袁世凯的盗国，也狠狠地鞭挞了刘师培等封建馀孽的卑劣。他是南社诗人中一个少有的随着时代前进的爱国诗人。

 

　　在南社作家中，苏曼殊(1884-1918)别具一格，倾倒一时。他原名玄瑛，字子谷，广东香山县人。母日本人，生于日本，1889年随父回广东原籍。由于复杂的家庭关系，他幼年即孤苦零仃。在革命潮流的激荡下，1903年，他在日本成城学习时，参加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同年回国，任苏州吴中公学教授和上海《国民日日报》翻译，后去香港，旋至惠州古寺中削发为僧。从此流浪各地，一面留心现实，与革命党人交游，一面又追逐庸俗朽的享乐生活。辛亥革命失败后，悲观失望更甚，竟以颓废终。

 

　　苏曼殊在短短的流浪的一生中，学习了中文、日文、英文和梵文，兼工诗画，能写散文、小说，翻译过拜伦诗和法国雨果小说《悲惨世界》，确实表现了多方面的努力和特出的才能。1903年他开始在《国民日日报》上发表诗文和翻译小说。这时正是轰轰烈烈的“苏报案”发生之后，爱国运动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苏曼殊在他的作品里，也表现了爱国青年的锐气和雄心。他的诗风格别致，自有一种动人力量。如最初发表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七绝二首：

 

　　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既雄壮又悲凉，既隐约又鲜明，和当时一般慷慨激昂的爱国诗歌是有区别的。后来他所作的诗绝大多数仍是七言绝句，如1908年的《过蒲田》：

 

　　柳阴深处马蹄骄，无际银沙逐退潮。茅店冰旗知市近，满山红叶女郎樵。

 

　　1909年的《淀江道中口占》：

 

　　孤村隐隐起微烟，处处秧歌竞插田。羸马未须愁远道，桃花红欲上吟鞭。

 

　　歌吟生活的和谐喜悦，诗中有画，饶有意趣。但更多的却是流露着个人感伤的微吟轻叹。辛亥革命后，益发颓唐自伤，孤吟欲绝。“伤心怕向妆台照，瘦尽朱颜只自嗟”(《何处》)；“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东居杂诗》)：他的身世感慨，终至泛滥无端，不可收拾。他的诗突出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前途的失望和苦闷情绪。“雪蜨上人工短吟，二十八字含馀音”(《天梅遗集?诗中八贤歌》)，实际他的诗的“馀音”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消极情绪。

 

　　苏曼殊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仅二章，未完)、《绛纱记》、《碎簪记》等六篇，都以爱情为题材。《断鸿零雁记》分二十七章，写作者的飘零身世和爱情故事，《绛纱记》写昙鸾与五姑、梦珠与秋云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他的小说带有比较浓厚的悲观厌世色彩，而文词清丽自然，情节曲折生动。对辛亥革命后盛行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南社的著名作家还有马君武、周实、宁调元等。马君武(1882-1940)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他写了一些“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的诗，如《自由》、《从军行》等，但作品不多，影响较小。周实(1885-1911)，字实丹，号无尽，江苏山阳(今淮安)人。武昌起义后，他和同邑阮式集合城中学生和各界人民数千人开会，宣布光复。由于缺乏革命经验和警惕，他们旋被反动派阴谋杀害。周实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也是南社的杰出诗人。他认为诗歌贵因时立言；严厉指斥“守宗派，谋格律，重声调，日役役于揣摩盗窃之中”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他的诗奔放雄劲，感慨万端，有一种冲破封建网罗和革命救国的激情。他的《拟决绝词》，充分表现了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准备为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又如《民立报出版日少屏索祝爰赋四章》之一：

 

　　昆仑顶上大声呼，共挽狂澜力不孤。起陆鱼龙鳞爪健，处堂燕雀梦魂苏。重重草木羞依附，莽莽荆榛待剪除。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

 

　　更表现了对革命的乐观态度。他的诗语言自然明丽，形式题材亦变化多样。惟反映现实政治、社会，仍不够深广。宁调元(1885-1913)，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他很早便参加革命活动，曾被系长沙狱三年；辛亥革命后，因反对袁世凯篡夺革命政权，在武汉又被捕入狱，不久遇害。他的诗大部分在狱中作，尤多慷慨悲愤之辞。兹录其《武昌狱中书感》一首：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

 

　　可见其长期为革命奔走，始终不向黑暗封建势力低头，甘心献身革命的顽强战斗精神。

 

　　和南方的革命诗人慷慨高歌、进步的革命诗歌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腐朽诗派也不甘寂寞，会合在一起，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们把诗坛移到北京。1907年，即秋瑾遇害的一年，张之洞以大学士为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从武昌到了北京。接着陈衍、樊增祥、易顺鼎、陈宝琛、郑孝胥等等，也都先后到了北京。1910年，即“南社”成立的后一年，陈衍、赵熙等在北京也创立“诗社”。他们“遇人日、花朝、寒食、上巳之类，世所号为良辰者，择一目前名胜之地，挈茶果饼饵集焉。晚则饮于寓斋若酒楼，分纸为即事诗，五七言近体听之。次集则必易一地，汇缴前集之诗，互相品评为笑乐。其主人轮流为之”(《石遗室诗话》)。这个“诗社”的创立是为了欣赏良辰美景，品茶饮酒，是为了取笑乐，好像是无所为而为，实际上是为垂死的清王朝起了粉饰太平的反动作用，隐然和“南社”的革命活动相对抗。辛亥革命后，又加入了陈宝琛、郑孝胥以及走向反动的各色改良派人物，反动诗社愈来愈扩大，成为“亡国大夫”们的吊古伤今、互相安慰的场所。1912年，陈衍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上发表《诗话》，继续鼓吹“同光体”，提倡江西派。1913年旧历三月三日，樊增祥、沈曾植等十人“修禊于上海之樊园”，“赋诗皆用少陵丽人行韵”。同日梁启超、严复、易顺鼎等三十多人，“修禊于京师西郊之万生园”，“以群贤毕至，……分韵”。这一天是新旧遗老们代表各种腐朽诗派在腐朽诗坛上的大合唱。其中“同光体”仍为势力最大的一派。这个时期，不仅改良派诗人已变为革命的死对头，革命派也起了分化，有不少人颓唐堕落，与遗老们互相唱和。此外还出现了王国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他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反对哲学和艺术为政治服务，是一个反动流派，他的《人间词话》，提出了“写真景物、真感情”的“境界”说，以及“有造境，有写境”不同的创作方法，接触到文学艺术上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表现了与过去诗话、词话不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它也提出了不必深入现实生活、强调主观精神和形式技巧等错误的唯心哲学观点。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无力清除这些诗派的垃圾，责任不得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肩上来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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