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以孙文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已开始了革命活动。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维新的失败，更证明了腐朽黑暗的清王朝绝对不可信赖，非推翻清王朝和封建统治，适应世界潮流，建立民主共和国，不足以挽救中国危亡的命运。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也自戊戌后得到迅速的发展。值此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力量飞跃发展，革命团体纷纷出现。1905年各革命小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走向高潮。在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下，革命烈士前仆后继，不断高涨的广大阶层人民群众的爱国正义斗争，更壮大了革命声势和力量。伟大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终于到来，推翻了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成立了民主共和国。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革命力量的散漫和分裂，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阴谋认识不足，革命胜利果实旋为反动派所窃取，“民国”为军阀统治所代替，革命复趋失败。

　　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文学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进步的文学潮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的进步作家章炳麟、秋瑾、柳亚子等几乎全是革命家、革命文学团体的参加者和同情革命的爱国者。

　　章炳麟(1868-1936)，字太炎，浙江馀杭人。他“少惎异族，未尝应举”，颇受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爱国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先后从俞樾、孙诒让受学，研究经学和小学，同时也研究佛学和子书。中日战争后，他开始关心政治，阅读新书。一度和康梁有关系，但他倾向革命，终于大反康梁。他热情地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后来也反对过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并世无第二人”。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他是这个时期一个有广博学问、猛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章炳麟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早在1901年，他刻《訄书》于苏州，其中《客帝》一篇即表现了显明的民族思想。1903年发表在《苏报》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序》，更鲜明地昌言民族民主革命，对打击改良派，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一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政论文，一般感情强烈，思想敏锐，内容充实，组织严密，虽词不迫切，而含意独厚，自有一种动人力量。他是以广博学问结合革命思想作政论的，“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后来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时，他不满意汉文和唐宋文，而以魏晋文相号召。他认为魏晋之文“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因此“效魏晋之持论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学”。这也正可以说明他的政论文的特点。但也由于他取法魏晋文，不肯通俗化，又好用古字，虽自觉“论事数首”，“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终不免束缚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章的宣传效果。

　　他作诗不多，“独为五言”。认为“四言自风雅以后，菁华已竭，唯五言犹可仿为”。他的一些古体诗，取法汉魏乐府，革命思想为曲折古奥的文辞所掩，亦比较难读。早期所作少数小诗，发抒怀抱，歌颂革命，如《狱中赠邹容》一首：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乾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表现了革命家的友爱和英雄气概，语言也平易可诵。

　　秋瑾(1878-1907)，字璿卿，一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她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约在1898年前后，她随夫到北京。在新思想新文化和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她的思想觉醒特别敏锐深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要求妇女的独立解放，就成为她思想中强烈的风暴。她坚决地冲破封建网罗的束缚，1904年东渡日本，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发起了妇女团体共爱会；热情地参加革命活动，“雄心壮志销难尽，惹得旁人笑热魔”。1905年底，由于日本政府颁发了无理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她首先愤而归国，创办《中国女报》，并奔走沪杭各地，积极组织起义。1907年事发遇害。她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提倡男女平权，呼喊妇女自求解放，大胆地与庸俗昏昧的封建势力宣战，是这个时期一个英雄战斗的革命家。

　　随着革命觉悟的提高和革命活动的深入，秋瑾在文学上不仅有多方面的努力，而且也起了显著、深刻的变化。她写得最多的是诗。她的一部分较早的诗，以歌吟离情别绪，春柳秋菊为多，在一种孤独感中流露了坚贞不拔，追求理想的精神。可能作于中日战争时的《杞人忧》，则表现了感时伤世和爱国雄心：“漆室空杯忧国恨，难将巾帼易兜鍪。”到北京后，由于思想的觉醒，诗风一变而为慷慨高歌，基于爱国思想的豪情壮志，乃如冲出闸门的洪流，直奔千里，不可约束。有名的《宝刀歌》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

　　……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河山又赠送。白鬼西来做警钟，汉人惊破奴才梦。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中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我欲只手援祖国，奴种流传徧禹域。心死人人奈尔何?援笔作此《宝刀歌》。宝刀之歌壮肝胆，死国灵魂唤起多。宝刀侠骨孰与俦?平生了了旧恩仇。莫嫌尺铁非英物，救国奇功赖尔收。愿从兹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兮，铁聚六洲。铸造出千柄万柄宝刀兮，澄清神州。上继我祖黄帝赫赫之威名兮，一洗数千数百年国史之奇羞!

　　此外还有《宝剑歌》、《剑歌》、《宝剑诗》、《红毛刀歌》等。“自强在人不在器，区区一刀焉足豪”(《红毛刀歌》)?她不断地歌咏刀剑，旨在强调英勇战斗，自我牺牲，表现了她坚决的革命意志和沸腾的爱国主义热忱。她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致王时泽书》)。又说：“且光复之事，不可一日缓，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吾女界之羞也”(同上)。这种为革命而准备献身的精神，在她的后期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如《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诗不仅是秋瑾的革命誓言，也是她宣传革命的工具。为了宣传革命，她力求诗的通俗化、自由化，以利于传播歌唱。如《同胞苦》、《支那逐魔歌》、《勉女权歌》等。

　　秋瑾还写了许多词。她的词也有前后期的变化。前期词多写节序花鸟，内容较单薄。后期词如〔满江红〕“小住京华”、“肮脏尘寰”二首，也和她的诗一样，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爽朗豪迈的风格，但作品较少。

　　秋瑾还用白话文宣传革命和妇女解放，表现了她在文体上勇于革新和创造的精神。《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敬告姊妹们》等白话文，反对封建压迫，呼喊妇女独立解放，代表了晚清进步散文的发展方向。

　　秋瑾还写了一部通俗文艺作品弹词《精卫石》，目录有二十回，今残存六回。作品写女主人公黄鞠瑞出身“书香世家”，自幼性情刚强，对妇女所受封建家庭的歧视和压迫，深感愤怒不平，后来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活动，实即作者自拟。这种通俗文艺形式的运用更充分地表现了她的文学才能，也更鲜明地画出她追求革命和妇女解放的英雄形象。

　　秋瑾在文学上的努力是多方面的。在她短短的一生中，写了相当丰富的作品，闪耀着爱国热情和革命思想的光辉。虽然作品散失不全，也往往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在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学中，她的成绩确实在许多作者之上。她的作品极大部分充满着英勇战斗、自我牺牲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精神。她是以沸腾的革命热血来写她的文学作品的，她把革命和文学完全统一起来了。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他出身于商人家庭，自幼敏慧，是个富有革命思想和爱国热忱的青年。他的《革命军》出版于1903年。在这篇作品里，他举起了鲜明的革命旗帜，以十分昂扬的感情和有力的节奏歌颂革命：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朽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嗟呼!嗟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文中还揭露了清王朝“驱策我，屠杀我，奸淫我，笼络我，虐待我”的残酷统治和“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的割地卖国行径，也指出了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歧视和压迫，’以堂堂中国之民，竟欲比葺发重唇之族而不可得”。作者痛心于各阶层人民特别是士人以奴隶牛马自处而不知自拔，因而抨击了造成人民奴隶根性的封建专制制度。他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作者提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教育理想和建立共和国的具体政治纲领。最后他以无比的热情高呼：

　　我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老年、晚年、中年、壮年、幼年，其革命，其以此革命为人人应有之义务，其以此革命为日日不缺之饮食。尔毋自暴!尔毋自弃!……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尔之世仇满洲人，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聘于枪林弹林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则尔之污点可洗，尔祖国之民誉飞扬。尔之独立旗已高标于云霄；尔之自由钟已哄哄于禹域；尔之独立厅已雄镇于中央；尔之纪念碑已高耸于高冈；尔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为尔而出现。嗟夫!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

　　邹容的《革命军》，恰如“天清地白，霹雳一声”，使清廷大为震动，在政治思想界发生了广泛的深刻的影响。虽然“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狭隘与偏颇之处”；但“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吴玉章《辛亥革命》)。它思想尖锐，感情奔放，语言明晰流畅，使散文通俗化前进了一大步，可说是一篇表现革命内容的新体散文。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恩黄，湖南新化人。他出身于贫苦家庭，1903年由新化实业中学堂资送日本留学。曾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并参加书记部和《民报》的编辑工作。1905年12月，在对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斗争中，“看到当时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人都不肯负责，便愤而蹈海，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坚决斗争”。他是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出色的宣传家。他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和《狮子吼》等作品，以高度的热情激发人们的革命和爱国思想，表现了优秀的宣传和艺术才能。《猛回头》是利用民间说唱形式写成的唱本，《警世钟》则是带有说唱气息的白话散文，文词都浅露流畅，适合通俗宣传。作者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阴谋，并指出清王朝的卖国投降，实际是早已替帝国主义统治了中国：

　　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因此他说：“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从何处勤哩?”要拒洋人，讲革命独立，就不能怕洋人干涉，他说：

　　洋人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

　　这种号召战斗的豪言壮语，有如鼓角齐鸣，激发着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反帝怒潮和革命意志。《狮子吼》是一部未完成的章回小说。作者假托梦中在“光复五十年纪念会”后，从“共和国图书馆”里窃取了《光复纪事本末》一部正史副本，醒后“急向身边去摸，那书依然存在”，因而据之演为章回体白话小说。这里他更具体地揭露了清王朝的残酷统治和那拉氏的专横侈靡，更具体地宣传了民族主义革命和民权思想，也更具体地说明了自己的革命主张和理想。陈天华的这些作品，由于它们的通俗化和无比的革命激情，传诵一时，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清廷列为“逆书”，阅读者被捕杀。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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