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泊来与走出，使作家受到各种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的影响。在文学革命中彼此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则文学见解相近者必然更加亲和，于是就出现众多文学社团蜂起的局面，以及各种流派的形成，并各自创办了不少的文艺刊物，促使文学革命由理论的倡导进入创作的初步繁荣期。

　　从1921年开始，全国先后就有40多个大小不等文学社团创立，创办文艺刊物50多种，以至后来文学社团与相应的刊物竟百余。诸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未名社、南国社、弥洒社、浅草－沉钟社等不一而足。

　　还有不可忽视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月社，此社团是个自由主义作家的团体，影响大，倾向复杂，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影响较深。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陈源、胡适等，多是英美留学生，1923年夏成立。开始只是联谊性质的聚餐会，由于内部诗人群的形成而产生新月诗派。后相继出版《新月》月刊、《诗刊》季刊，他们一直坚持到1932年，出书近百种。这一诗派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过相当深远的影响。像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人，均为此诗派在诗歌建树上卓有成效的诗人。其中闻一多在新格律诗的理论探索上贡献最大，而徐志摩为诗歌的创作天空留下了一抹永存的绚丽彩虹。

　　湖畔诗社也是一个颇具自身特色的社团。它于1922年3月成立于杭州，以写作爱情诗闻名。成员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他们于1924年出版诗歌合集《湖畔》，代表了“五四”时期所唤起的一代新人的纯真与热情。还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文学社团。语丝社成立于1924年11月，办有《语丝》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以倡导幽默泼辣的“语丝文体”而获“语丝派”称号。此社团被鲁迅所支持，在现代散文发展中影响甚大，其成员有：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俞平伯等。莽原社、未名社20年代中期成立于北京，是得到鲁迅扶持的青年作家社团，办有《莽原》、《未名》等刊物。出书二三十种。主要成员有：高长虹、尚钺、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曹靖华等乡土文学作家和翻译家。南国社是出自创造社的田汉领导创立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社团，以戏剧的成就与影响最大，办有《南国半月刊》，田汉20年代的剧本代表作都在上面发表。弥洒社的发起人是胡山源、钱江春等，1923年成立，有《弥洒》月刊和弥洒创作集。宣称“两无两不主义”，即“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应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弥洒》月刊的出版广告，见《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3年3月24日）。浅草社、沉钟社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社团。浅草社成立于1922年，办有《浅草》季刊。主要成员有：陈炜谟、陈翔鹤、冯至。沉钟社是1925年10月，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四位文学青年因受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的童话剧《沉钟》关于艺术的成功在于坚忍不拔的精神之影响，在北京出版了《沉钟》周刊（1926年8月起改为半月刊），沉钟社因此形成。它们是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青年文学社团，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德国浪漫派文学，其创作朴实而带悲凉，兼有浪漫主义色彩。沉钟社是五四时期挣扎最长的一个团体，《沉钟》直到1934年2月才停刊，历时十年之久。

　　　　　

　　　在众多社团中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成立于1921年1月，发起人有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

　　文学研究会自始就未曾明确地提出过集团的主张与纲领，只是在作品和言论中表现了一种比较一致和明显的倾向。他们在《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表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这些话代表了研究会成员的共同心声。

　　《小说月报》成了文学研究会的刊物。这是个大型文学刊物，它本是鸳鸯蝴蝶派的领地。虽然也刊载了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鸳鸯蝴蝶派”所占据，主要以消遣、娱乐为目的，集武侠、言情、侦探内容于一身。后于1921年1月由沈雁冰接编并大加改革，成为文学研究会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阵地，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型新文学刊物。

　　郑振铎说：“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着的有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

　　文学研究会成员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因此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派”。而由于成员的创作风格不尽相同，则流派印痕并不鲜明。文学研究会所持态度顺应了时代潮流，是“五四”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学领域里反帝反封民主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文学研究会以反封写实的原则为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第一，他们中许多成员写出了大量反映人生的优秀作品，奠定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基础。如，叶绍钧、朱自清、王统照、王鲁彦、许地山、冰心等人的创作，充分显示了“为人生派”的创作风貌。

　　第二，文学研究会注重政治批判与文学批评。对《学衡》这一复古派的言论展开过辩论。在《小说月报》中有关文学批评的文字很多。如对鸳鸯蝴蝶派进行过严肃的批判，并反对唯美主义的倾向。

　　第三，在译介外国作品与文艺思想和创作艺术上成绩显著。“他们翻译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他们介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并在《小说月报》上办过《俄国文学研究》、《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等。增进了中外文学的交流。

　　创造社是由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等人在1921年夏天发起，成立于日本。先出版了《创造社丛书》，收编了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与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郑伯奇译著《鲁森堡之一夜》。1922年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1923年7月在《中华日报》上共出百期《创造日》。这些刊物吸引了众多青年读者。后来于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当局查封，才停止活动。

　　关于创造社的创作宗旨，用郑伯奇的话说即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罢了”。其中“内心的要求”则是创造社所遵循的宗旨。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说：“他们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自由的组织，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说：“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食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指出，创造是“美的陶醉”，“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创造社初期的主张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其成员的作品大都侧重自我表现，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形成创造社鲜明的流派特色。

　　同时，创造社作家又十分强调反抗社会黑暗。郭沫若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说：“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我们反对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我们反抗藩篱人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郭沫若又在《艺术家与革命家》中指出，无论什么样的艺术，没有不与人生发生关系的，艺术家同时可以是革命家，艺术也可以是宣传工具。他们在重艺术的同时，特别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表现中国的现实人生。他们初期的创作，如郭沫若的诗歌《女神》、郁达夫的小说、田汉的戏剧，都充分体现了“五四”反抗与革新的时代精神，表达了觉醒的知识青年一代的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

　　由于创造社成员主要是一群留洋学子，在国外遭到过严重的民族歧视，渴望祖国的强大昌盛，其爱国思想、革新情绪与当时腐朽残酷的军阀统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和碰撞。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双峰对峙，各显风姿，共同为新文学的确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对现代文学的不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发生了久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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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