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进拴丨 再游石榴嘴寨
隔了五年,我又站在了石榴嘴寨的山脚下。
上一次来是初秋,满坡的野菊花开得正盛,黄灿灿地铺了一地。那时石榴嘴寨刚被几个摄影爱好者发现,来的人少,山路还是原生态的土石路,走起来磕磕绊绊,两旁的酸枣刺不时勾住裤脚。这次却是暮春,山脚下新修了青石台阶,路旁立着指示牌,连停车场都平整过了。心里不知该喜还是该叹。
沿着台阶缓步上行,指尖拂过石壁上干枯的苔藓。石榴嘴寨的得名,据说是因为山形像一枚裂开的石榴,又因山顶曾有寨墙环绕,便叫了这个名字。可依我看,倒更像是一头伏卧的巨兽,脊背嶙峋,沉默地俯瞰着脚下的大峪川。
寨门还在。两块巨大的青石斜倚着,中间留出一人宽的缝隙,像是被天神随手搁置的积木。石头上布满蜂窝状的孔洞,那是岁月和风沙啃噬的痕迹。五年前,我钻过这道门时,门后是一地碎石和齐腰的蒿草;如今蒿草被清理了,碎石也归拢到墙角,露出的地面铺着不规则的石板,显出几分规整。可那规整反倒让我觉得陌生——记忆里那种荒芜的、带着野性的美,仿佛被悄悄替换了。
走在寨墙残垣上,脚下是层层叠叠的片石。有的地方还能看出垛口的形状,虽然早已坍塌,但当年守寨人瞭望的姿势似乎还留在风里。我蹲下身,捡起一块断石,背面竟有一道浅浅的刻痕,像是“万”字,又像是“福”字,被风雨磨得只剩下隐约的轮廓。是谁刻的呢?也许是百年前躲避匪患的乡民,也许只是某个牧羊童的无心之作。我把石头放回原处,让它继续守着这座空寨。
转过山脊,视野豁然开朗。山下是层层梯田,麦苗正在抽穗,绿得发亮。远处有炊烟升起来,淡淡的,贴着地平线飘散。一个老汉赶着几只山羊从山坳里走出来,羊铃叮叮当当,声音在山谷里回荡。这声音我熟悉——五年前也听过,只是那时他赶的羊更多,步子也更急。如今他走得不紧不慢,时不时停下来,用鞭梢拨弄路边的野草。
“大爷,这寨子以前住过多少人?”我上前搭话。
他眯着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寨墙,慢悠悠地说:“听老辈人讲,最多时候住过二三百口。防土匪的。后来太平了,就都搬下山了。这寨子啊,空了有七八十年了。”
七八十年。我心里默念着这个数字。对于一座山来说,不过是打了个盹;对于一个人,却是一生的长度。那些住过寨子的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的子孙或许就在山下的村落里,种地、打工,早已忘了祖辈曾在这石墙内躲避战乱。只有寨墙记得,只有碎石记得。
继续往上走,到了寨子最高处——当地人叫“石婆婆顶”。一块巨大的岩石突兀地立在悬崖边,像一位佝偻的老妇人,面朝东方。岩石风化严重,表面沟壑纵横,仿佛满脸的皱纹。据说过去每逢农历初一、十五,还有人来此烧香祈福。如今香炉还在,只是里面积满了雨水和落叶。
我坐在石婆婆旁的青石上,山风猎猎,吹得衣角作响。远处大峪水库的水面泛着银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着云影天光。五年前坐在这里,心里满是少年人的豪情,觉得这山不够高,这景不够奇。如今再坐,却觉得山河依旧,而自己已经老了。不是年龄的老,是心境的老——终于懂得了什么叫“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下山时,天色渐晚。夕阳把寨墙染成赭红色,那些断壁残垣在光影里忽然有了生命,仿佛又恢复了百年前的模样:号角声起,青壮们握紧长矛,妇孺躲进石屋,灯火在石窗后明明灭灭。然而只是一瞬,光线移走,一切又归于沉寂。
走到山脚,回望石榴嘴寨,它静静地蹲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老人,看着日出日落,看着人来人往。我来过两次,它便记住了两次。可它记住的,又岂止是我一个人。那些来过的、没来过的,活着的、死去的,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而石榴嘴寨,不过是替他们守着这些痕迹。
暮色里,我又听见了羊铃声。叮当,叮当,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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