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个以汉族移民为主发展起来、并受过多种不同文化影响和冲击的社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台湾文学具有某些与大陆文学稍异的个性，显出其鲜明的民族性，突出的地域性和强烈的兼蓄性等特点。
　　（一）鲜明的民族性。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开始至“五四”、三十年代乃至当代文学，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传统，这就是真实地反映时代现实生活，同情人民疾苦，针砭社会时弊，反对外来侵略，表现和歌颂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感情。台湾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继承了其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传统，渗透着强烈的民族精神，拥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大陆文学更突出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而台湾文学更突出民族主义精神、独立意识和反抗意识。这是因为从明朝开始，台湾就不断受到异族殖民主义的侵略，生活在这个岛上的台湾人民向往独立自主的生活。他们心向祖国，与异族侵略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尤其是在日本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全方位殖民统治之下，政治上的高压威逼，经济上的残酷榨取，文化上的强行同化，从反面激发了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民族文化的自卫。在民族斗争和文化斗争背景下，台湾新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旗帜，表现台湾人民备受殖民主义者欺凌和封建压迫剥削的痛苦，以及他们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些无不奠定了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由于民族的血缘关系使长期孤悬海外与祖国分离的台湾人民对故土产生深深的怀念之情，因而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浓浓的“乡愁”。这“乡愁”即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更是历史的。而当历史处于异族侵略，民族分裂的年代，它往往表现为“孤儿”兼“弃儿”的尴尬心境，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孤儿意识”。
　　（二）突出的地域性。我们所指的地域性既指台湾文学浓郁的乡土色彩，又指传统文化在这儿经历的本土化过程。台湾是一个岛屿，山林茂密，高山矗立，河流湍急，土地肥沃，居住着汉族、平埔族、山地族等多种民族。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形成独特的岛情风俗。台湾岛上渔民很多，乡土小说家王拓的创作就经常以小渔村的生活为题材，还有岛民生活中的“薯”和“笠”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大特色。台湾文学的地域色彩不仅表现在自然风俗的民族习俗的描写中，同时也表现在人物的语言、思想、个性、气质、性格的描写之中。另外，台湾经历了从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发展，定居社会的形成，使原来移民携带过来的中原文化在台湾的播迁中开始本土化，形成其与母体文化不尽相同的地域属性。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一文中指出：台湾虽然保持着我国的民族传统，但外来的文化，也在建筑、村落、语言、音乐、宗教、风俗等方面留下了它的痕迹，这些特殊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都使台湾文学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
　　（三）强烈的兼蓄性。台湾文学兼容并蓄了包括中国文学、日本文学、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等多种风格特点。“五四”以后台湾文学主要受大陆文学的影响，从大陆文学中不断汲取营养，充实自身。台湾新文学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源于祖国大陆新文学。而冲出封建桎梏的“五四”新文学，向外界借鉴，用以疗救中国社会瘤疾的文学武器主要还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苏俄革命现实主义。台湾前辈作家通过母体文学，将西方文学特别是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俄国的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等当做自己的学习对象。日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大肆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说汉族、读汉书、用汉文，强行使用日文。台湾相当一部分老中年作家多受过日本殖民教育，对日本文学非常熟悉，因而在创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和运用日本文学的某些思想观念和表现技巧。台湾光复以后的五十年代初期，台湾当局惊魂未定，政治危机感严重困扰着他们，他们切断台湾与大陆文化思想上的联系，加强对文艺的控制，文学青年只有向西方文学寻求滋补。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思潮随着美援的进入也大量涌入，形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台湾文学中，中西文学表现艺术熔为一炉，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有中西合璧的风格特征。当代作家白先勇主张吸取欧美现代文学的精华，在创作中广泛运用心理的、潜意识的、色彩的、音乐的、现代的、感觉的描写，却不脱离社会现实。而享有盛誉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用朴实、通俗的语言描写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这些作家将现代派小说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化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营养，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台湾文学突出的兼蓄性是与其社会历史条件紧密地联系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