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 月7 日，卢沟桥的隆隆炮声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强化了在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加强对台的军事统治，其后又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禁用汉文，强令使用日文，汉文学校、汉文杂志、汉人姓氏、汉人传统习俗等一切中国文化都在消灭之列。作为文学载体的汉语言文字被禁用，文学发表阵地被铲除，新文学运动遭受惨重打击，新文学运动落入低谷。
　　处心积虑的殖民当局为把台湾新文学纳入“皇民化”的轨道，打着纯艺术旗号组成“台湾文艺家协会”，并发行刊物《文艺台湾》。这份杂志刚开始还能吸引部分台湾作家，后来因日渐显出其“皇民文学”的殖民色彩而受到冷落。为适应殖民当局加强推进皇民化运动的形势需要，该协会自行解散，原班人马组成隶属“皇民奉公会”的“台湾文学奉公会”，目的是“努力宣扬皇国文化”，鼓吹“皇民文学”，并发行机关刊物--《文艺台湾》。这里发表的作品无一不是为配合“圣战”，宣传“圣战”而作。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加“台湾文艺家协会”的部分作家因不满《文艺台湾》的殖民化色彩退出该协会，另行筹办文学社团和杂志。以张文环为首的一批作家，像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于1941年5月成立启文社，并创办季刊《台湾文学》杂志。因为汉文被禁用，所以在这块园地上发表作品都是用日文写成。《台湾文学》始终贯彻着现实主义原则，力求反映台湾民众在殖民者皇民化运动下的苦闷和抵抗，刻画战争时期台湾民众苦难的岁月，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台湾文学》一出现就与《文艺台湾》相抗衡，在持续三年，发行十一期之后被迫中止。《台湾文学》的存在对于台湾新文学在残酷环境中的延续功不可没。此外，1941年发行的《民俗台湾》在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爱国作家们都以不同方式的创作与“皇民文学”相对抗。他们或者采取合法的形式与条件，成立文学团体，创办文学刊物，开展新文学活动（如“启文社”的作家）；或者以日本人把持的“台湾文艺家协会”的名义作掩护，表面上避开尖锐敏感的民族矛盾和政治生活，字里行间却渗透着反殖民统治、反皇民化的斗争意志；或者甘于默默无闻，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如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这一长篇巨著便是在不可能发表的情况下完成的。
　　不管殖民当局采取怎样严密的方式控制，都无法完全扼杀新文学作品的生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由于受时局影响，作家反映社会生活的题材受到限制，因而也呈示出与以往不同的创作特色，如以饱蘸血泪的笔触表现对殖民统治的愤怒和抗争，倾向于描写台湾同胞的日常生活和社会风情，转向人物内心世界和自然界，抒发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在小说方面，龙瑛宗的作品以其关注人物内心世界，抒情气氛浓烈而著称。
　　龙瑛宗是日据时期重要作家之一。他在光复前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有：《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夕影》、《黑少女》、《白鬼》、《赵夫人的戏台》、《村姑》、《邂逅》等二十四篇，此外还有文学批评集《孤独的蠹鱼》。龙瑛宗是从知识分子阶层出来的，其与殖民者的统治机构曾有种种联系，所以他的小说在表现台湾被压迫人民的共同经验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照角度，隐晦地表达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抵抗情绪。此外，还写有随笔集《女性的素描》。龙瑛宗本期的创作侧重反映知识分子和妇女的悲惨遭遇。《植有木瓜树的小镇》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人公陈有三高中毕业后考进街役场当助理会计，他怀着美好的理想，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学习。可是，他的周遭环境是这样龌龊，一连串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化为泡影，最后只有在绝望中放弃自己的追求，在酒的麻醉中沉迷颓废下去。小说着重描写了他的忧伤、苦闷、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态，小说中对环境--污秽腐朽小镇的描写，使人产生一种紧张的窒息感。人们不难从中看出造成知识分子病态心理和行为的时代和社会根源，意识到殖民统治的罪恶。
　　张文环是本期一位有着顽强民族意识的作家。他在本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山茶花》，短篇小说《辣韭罐》、《艺旦之家》、《夜猿》、《哭泣的女人》等。辍笔三十余年后，他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在地上爬的人》。张文环的创作始终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以写实的手法和浓烈的乡土气息，反映家庭和社会情状，对弱小无助的人们的不幸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自私自利的人性弱点作了无情剖露。其代表作《艺旦之家》中的主人公采云是一个善良又懦弱的女子。由于家境贫寒，小时候被卖给别人当养女。到十六岁时，贪财的养母为了一对金手镯和几百元钱卖掉了她。无情的摧残使她几次放弃生活的希望，后来在杂货店工作时结识了廖清泉，两人相恋；然而廖知道她被蹂躏的秘密后又抛弃了她。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她决心拜师学艺，终成名旦。二十一岁时她又结识了一家杂货店的少东家杨秋成，杨要采云辞去艺旦的职业嫁给他。可是养母的种种阻挠使他们的婚姻遥遥无期，当她发现自己怀了杨的孩子而二人又无法结合时，只觉得在这样的社会里，自杀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她跳入了冰冷的江水中。作品以平静的口气娓娓道来，读后却令人感到凄怆，对这样一个饱尝屈辱与蹂躏的女子禁不住掬一把同情之泪，同情中能隐隐感到作者无声的呐喊。\；吴浊流是继赖和、杨逵之后又一位台湾现代文坛不朽的作家。他本名吴建田，号饶
　　，1900年6 月2 日生，台湾省新竹县新埔镇人。吴浊流出生于富有民族气节的书香之家，从小就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熏陶，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反叛性格。1916年考入台湾总督府国语师范部，毕业后从事小学教育。1941年，吴浊流回到大陆，先后到南京、上海，他看到的旧中国也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日本侵略者则肆意妄为的凄惨景状，这一切使吴浊流既伤感又失望。1942年3月，他又回到台湾。返台以后，吴浊流先后担任《日日新报》、《台湾新报》、《新生报》、《民报》等报记者，大同工业职业学校训导主任，机器工业同业会专员等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关心台湾文坛。1964年，吴浊流对光复后台湾文学界的不景气深感不满，为振兴台湾新文学，他倾尽自己全部积蓄，创办《台湾文艺》杂志。
　　1969年，他又变卖田产，利用退休金创办“吴浊流文学奖”。1976年10月7日，吴浊流病逝于台湾。
　　吴浊流早年的文学活动是从写汉诗开始的，而真正登上台湾文坛是以1936年3 月处女作《水朋》的发表为标志。自此，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小说，长篇有：《亚细亚的孤儿》、《无花果》、《台湾连翘》等；中篇和短篇主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陈大人》、《糖扦仔》、《先生妈》、《路迢迢》等，此外，还有大量游记、文学评论和杂感。吴浊流是一位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数十年饱经历史沧桑的血和泪的郁结。他在《吴浊流选集》自序里这样说：“我写的小说带有历史性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真相的一断面，现在选出十九篇付梓。若将此十九篇连串起来，日据时代及光复后的社会情形之投影，以及政治的影响不消说，同时，社会的歪风畸形怪相也可以窥见的，所以亦可作为本省社会之内幕来看吧。”（吴浊流：《吴浊流选集。自序》，参见公仲、汪义生著《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因此，他又被称为是“记录历史的人”。
　　吴浊流的小说创作以台湾光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代表作品有《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陈大人》、《先生妈》、《亚细亚的孤儿》等，这些小说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在台湾加紧推行“皇民化运动”为背景，描写殖民当局及其奴才走狗对台湾同胞的奴役和压迫，以及台湾人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悲惨命运；后期代表作品有：《波茨坦科长》、《铜臭》、《狡猿》、《三八泪》、《老姜更辣》等，主要以战后台湾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种种世态人情，揭露为官者的凶狠、狡诈、腐化，这些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新的反面人物形象。吴浊流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前期。
　　吴浊流早期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是描写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无情揭露卖身求荣、充当殖民者走狗奴才的无耻之徒的丑恶行径。
　　《先生妈》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政治讽刺精品。钱新发处处迎合侵略者的心意，在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中，不仅自己“率先躬行”，尽心尽力，还强迫母亲也这样做。这种彻头彻尾的数典忘祖的奴才行径，遭到母亲强有力的反对。她拒绝学日本话，见日本客人，把儿子准备的和服用菜刀砍得稀烂。她说：“留着这样的东西，我死的时候，恐怕有人给我穿上，若是穿上这样的东西，我也没面子去见祖宗。”作者在文章中采用鲜明的对比映衬手法，使母子截然不同的性格显现出来，流露出对爱钱如命，丧尽人格，奴性十足的民族败类的痛恨愤怒之情，歌颂了先生妈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台湾同胞，永葆民族气节、正直、刚毅的精神。
　　《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所产生的一部成就最高的长篇小说，被公认为是现代台湾文学史上“一部雄壮的叙事诗”。这部作品动笔于1943 年，1945年光复前夕杀青。成书时恰好是日本侵占下台湾最为黑暗的时期。这部书是吴浊流冒着生命危险，以巨大的勇气和毅力完成的。他住室的对面就是台北警察署宿舍，为了防备特务警察，他总是写好两三页，就藏在厨房的炭笼底下，有了一些数目就移到乡下老家去。
　　小说以胡太明一生的艰辛坎坷经历为主线，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水下的污泥渣滓一一搅露出来，将日本、中国的各阶层的各色人物串集起来，形成一幅关于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浮世绘。
　　作者以史学家的眼光观察社会，为历史作证，使该书成为台湾殖民地社会的一面镜子。吴浊流曾自题诗道：“数篇小故事，真伪都难辨，莫作荒唐语，有心问世间。”他是有意识地用文学纪录史实寻求教训。因此，他自认为他的作品“带有历史的性格，所写的各篇都是社会的一个断面”。他在书中形象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忠实地纪录下了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实行的血腥军事侵略和种种民族压迫。如果《亚细亚的孤儿》仅只是真实地记录历史，具有社会历史价值，那它还称不上台湾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它更重要的成就在于塑造了一位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从妥协、彷徨到觉醒、抗争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宣扬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小说主人公胡太明生长在台湾，后留学日本，曾三次返回大陆。这三地就是他的全部活动空间，他的一生就是在这三度空间内，流离颠沛。但是经过一次又一次耳闻目睹的事实冲击，他完成了一个革命者的思想转变，毅然走上反抗的道路。
　　胡太明所经历的由幻想到苦闷、到彷徨、觉醒、反抗的思想历程其实正是作家对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概括和总结。他们内心深处的“孤儿意识”正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由于遭受着殖民统治，他们一方面为日人所歧视，一方面又不为祖国信任。他们想摆脱困境，又苦于找不到出路。吴浊流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逼真地描绘了他们的这种两难处境；并启发台湾民众，在日帝的铁蹄下，只有克服“孤儿意识”，认同祖国投身到抗日大潮中去，才能真正找到解放自己的出路。所以，胡太明这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吴浊流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传统，多以日据时代或光复初期的社会现实生活为背景，揭露台湾社会中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病态现象和丑恶人生，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些作品构思巧妙，人物描写独特，还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但最为突出的，还要数讽刺手法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