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文学产生的背景
　　国民党政权迁台以来，一直奉行全面倒向西方的各项政策，政治上、经济上逐渐向西方靠拢、朝鲜战争停战、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以后，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的破灭。由初始期”美援“的不断涌入，到1965年后外资的大量输入，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已完全依赖美国，这使台湾一些大中城市经济出现了快速、畸形的发展，台湾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发生急剧的转变，由封闭的封建社会一下子演进为开放式的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城市生活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受到西方文化道德的猛烈冲击和挑战，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都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活领域中，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常见的畸形物质文明、文化堕落和社会犯罪现象广泛流行与泛滥，这使许多人在心理上逐渐滋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政治逃避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悲观绝望情绪，成为台湾人的普遍心态。那些历经动乱的大陆去台军民，眼看归期无望，普遍怀有一种沦陷于孤岛的失落、悲观、绝望感；知识分子，在这种东西文化的激烈撞击中，其传统价值观念更是日益动摇，以至面临崩溃的边缘，因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压抑、痛苦和焦灼。
　　在国民党政权的文化国际主义的指导思想下，西方各种文化、文学思潮如潮涌入，社会上普遍滋生着崇洋思想，这种心态与伴随着外资涌入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拍即合，这股思潮迅速弥漫至台湾思想文化、教育、文学等各社会生活领域。更加之当局实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和严格思想控制，对”五四“以来大陆大部分进步文学（如鲁迅、巴金、茅盾等的作品）严加封禁，人为地割断了与大陆母体文化的联系，在客观上使青年一代很少有机会接触祖国传统文学，难以承袭祖国的丰富文学遗产和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便转而把目光投向西方，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去寻求出路，现代派文学便由此而逐渐崛起。
　　1956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台湾现代派文学兴旺的十年。从二十年代开始在大陆曾时断时续兴起过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很有限，未能形成气候，但在这一时期的台湾，现代主义却成为波及整个文坛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由诗歌发轫，继而小说以至戏剧散文无不受其影响，现代派文学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流。
　　（二）现代派文学的特征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包括诗歌与小说）和我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比，在思想意识和创作方法上都大相径庭，表现出许多独特之处。这里所探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主要是指现代派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追求、效法时所表现出的大体相似的倾向。台湾现代派文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向内转“，并由这一基本倾向派生出现代派文学的其他特征。
　　现代派作家都崇尚”向内转“，即走进内心与感觉、潜意识与梦的世界，把表现自我放在主要地位。现代西方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流派把对人的探讨作为自我注意的中心，强调美与美感的主观性。现代派文学与此并无二致，它一反现实主义文学以反映社会现实，真实描写客观世界为基本法则的传统，而把透过主观和心灵把握现实和创造形象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法则。实施这一法则的唯一途径便是”向内转“，着力表现人的直觉、本能、潜意识、梦幻等，以此揭示人性的真实，呈示人的处境。台湾现代派诗即是以”自我“为表现核心，要求在诗中建立自己的主观世界，即纯属于诗人自己”再造的世界“，以求得逃避失望的现实，得到精神的解脱。现代派小说的世界，同样是作家内心世界的投影图，它的心理描写不同于传统小说以意识为主体的理性范畴，呈现出原始的非意识、潜意识、呓想、梦魇等非理性特征，使小说与社会现实拉开了距离。”向内转“，要求作家努力开掘人的内心生活（精神生活），以反传统、反理性的手法，表现自我，剖析自我。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是感到”自我“存在的不幸，并进而推及他人、社会以至整个人类的不幸。现代派诗歌的大量创作实践表明，诗人对人生与人性的领域，明显带有无限的感伤或悲剧情结。在现代派小说中，许多小说即以存在主义哲学命题去把握形象和艺术描绘。如”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等等命题也是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小说家的钟爱的主题，如丛
　　的《盲猎》，七等生的《我爱黑眼珠》等等。小说思想主题常蕴含在象征、寓言和隐晦的意象之中，形象的个性化也被抽象化取而代之，对人的价值做抽象的探讨。由于”向内转“，要表现丰富的个人的心灵世界，这就使现代派文学在表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复杂多变，花样翻新。出于表现自我的需要，现代诗人总苦心于意象的经营，或强调主、客观世界的可见之物与不可见之精神之间相互”感觉“，以有声、有色、有味、有形的物象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如纪弦以”苍蝇“之丑态喻社会之污浊（《人类与苍蝇》）；或重视直觉，以直觉去捕捉生活中的意象；或致力于表现下意识、幻觉、梦境与本能，使诗的形象被夸张、扭曲或肢解，意象则更为拥挤、庞杂。现代诗在技巧、形式、语言上都求新求变，并进行诸多实验。现代派诗人广泛向西方学习借鉴，他们讲求象征的运用，意象的虚实契合，声色共感，扭曲变形与夸张，多义性与歧义性的营造，时空的交错转移，主客体的对立与换位等等。尤其是讲求诗的内在”张力“。超现实主义则在语言上提倡”自动语言“写作，图像诗则以怪异的游戏般的文字排列为特点，使诗的节奏与韵律遭受破坏。同样，现代派小说就在刻意创新其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以反传统的姿态冲击传统的文学观念，如讲求隐晦曲折的暗示、象征；多角度，多变化的叙述观；双层次多层次的结构；富于感性和通感的语言等等。其中尤以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去之传统小说最远，这无疑影响着作品的情节、结构；语言的形态和面貌，造成一些失败之作。
　　台湾现代文学自诞生始，一度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文坛的论争，它对祖国文学传统的悖离，对传统价值观的背弃，反理性主义和悲观情绪，自我中心意识，一定程度的晦涩，形式主义的流弊，脱离现实和群众的倾向等等，一直受到应有的正确合理的批评，但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和现代派文学自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存在的价值。它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许多作品对正确认识台湾社会都有积极的价值；其次，现代派文学对新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作出了努力的探索，它无疑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对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功不可没。再次，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兴趣与发展历程，对如何认识现代与传统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对创造新的民族文学有重要意义，同时，它反击了****文学和庸俗文学，为后乡土文学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清道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