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新文学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开始的。
　　从二十年代初起，一些有识之士就撰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当时，《台湾青年》就刊发了三篇此类文章。第一篇是陈 发表于创刊号上的《文学与职务》；第二篇是甘文芳发表于第三卷三号的《实社会与文学》；再有就是第四卷第一期陈瑞明的《日用文鼓吹论》。这三篇文章是最早提出改革旧文学取用白话文的文章，但因文章只是零散发表，以议论和感想居多，很少触及新文学的具体问题，尚未形成体系，因而没有引发强烈反响。不过他们引发了文化界对白话文学的酝酿与关注，可以说是替白话文呐喊的先声。
　　1923年1 月，在日本留学的黄呈聪和黄朝琴分别撰文《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发表于《台湾》杂志上。这两篇文章是他们在回祖国考察，对祖国大陆新文学有了切身的感受之后写就的。他们想借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经验推动台湾社会改革。以此为转折，台湾新文学开始与中国大陆的新文学运动取得联系，并展开热烈的活动。
　　1924年4 月21日，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文章以犀利的言辞对台湾文坛上舞文弄墨的旧文人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批判。同年11月又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向旧文界的新人发起猛攻，斥责他们“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还埋没了许多有学问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这样直接而又尖锐的抨击打响了向旧文学发起进攻的第一枪，迫使旧文学界仓皇应战。台湾旧诗坛老将连雅堂在自己主编的《台湾诗荟》上，借为林小眉的《台湾咏史》作跋之机，攻击新文学：“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又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字可废，汉字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针对连雅堂的谬论，张我军立即著文予以还击，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他表示要“站在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而“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非先把诗界的妖魔打杀”。
　　张我军这种“赶尽杀绝”，必“先除之而后快”的气概招来更多反对者的围攻。自此，新旧文学的论争愈演愈烈。旧文学派，以郑军我、蕉麓、赤嵌王生、黄衫客、一吟友等为代表，利用旧文学阵地《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攻击谩骂新文学。新文学派以张我军、赖和、杨云萍、蔡孝乾等人为代表，将《台湾民报》作为阵地，发表一系列文章，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半新半旧生的《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蔡孝乾的《为台湾的文学界续哭》、赖和的《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杨云萍的《无题录》、张我军的《随感录》九篇等。通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新旧文学论争，新旧文学的利与弊一目了然，促进了旧诗人行列中爱国文人的觉醒，加速了旧文学的灭亡，新文学显示出必然的勃勃生机。尤其是1925年以后，新文学运动由理论主张转向创作实践，练就了一批有影响的新作家，新文学创作因而开始初具规模。
　　最早显出实绩的是新诗，张我军这名文坛骁将，既是活跃的理论家，又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1924年8 月，杨云萍发表《这是什么声》，1925年赖和发表《觉悟下的牺牲》，这都是当时诗坛很有影响的作品。由杨云萍和江梦笔创办的《人人》文学杂志在第二期（1925.
　　12）集中发表了一批新诗，主要有杨云萍的《夜雨》、《无题》、《泉水》；纵横的《乞孩》、《小诗二首》；鹤瘦的《我早手软了》；肖梅的《唐棣梅》；郑岭秋的《我的儿》；启文的《夜哭》；梨生的《小疑》；泽生的《思念郎》、《海滨白骨》；崇五的《误认》、《旅愁》；杨华的《小诗》、《黑潮集》；虚谷的《卖花》等，这些诗作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诅咒黑暗的社会，揭露虚伪的人生，抒发对爱情的追求，讴歌光明和胜利，具有可贵的现实意义。诗作大都主题单纯、集中；语言鲜明泼辣，格调清新流畅。
　　新文学创作中小说的成绩最为突出。具有纪念性的作品有：赖和的《斗闹热》、《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黄昏的庶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等。这些小说被认为是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有“台湾新文学之父”之称的赖和的小说拉开了新小说创作的序幕。赖和与张我军，杨云萍并称为台湾新文学初期的“三杰”。此外还有一些新人新作问世，如天游生的《黄莺》、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
　　与此同时，散文与戏剧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台湾“文化协会”组织演出队到各地巡回演出戏剧，对现代戏剧却寥若晨星，现在可见到的只有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绝裾》。散文方面，赖和的《无题》和蒋渭水的《狱中日记》堪称代表作，前者还是公认的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篇可纪念的白话散文，文字清新、朴实。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大多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际遇和心声，主要有以下特点：1?在内容上都是揭露帝国主义统治暴行和封建制度对人们的摧残，歌颂被奴役被压迫人民的英勇斗争，充盈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2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继承并借鉴了中国大陆文学的经验，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叙事、状物、抒情中夹入议论，评价生活，干预生活，还经常使用嘲讽象征技法。3?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台湾台北到板桥镇人，1902年生。笔名一郎、迷生、大胜、老童生、忆等。五四运动爆发时，张我军在厦门鼓浪屿高新银行工作，由于受到祖国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眼界顿时大开。1922年到北平求学，他认识了同班同学罗心乡，并与之相恋，但遭到封建家庭的阻挠。经过北平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的张我军，为此痛感摧毁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的必要。1924年10月，他回到台湾任《台湾民报》汉文编辑。他以笔为武器，开始了对旧文学、旧道德的讨伐。由此引发了一场新旧文学的论战，为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扫除了障碍，因而获得了文坛“清道夫”的美称。他陆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当时依附于殖民当局，维护封建传统，专写古体汉诗，酬唱成风的旧文学界。他揭开旧文学的面罩，层层剥批旧诗界带来的种种危害和弊端，认为最严重的毒害是让青年养成了“偷懒好名的恶习”，因此他向青年发出警告：“诸君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显然，张我军对新文学的鼎力提倡，是基于对台湾社会命运的深刻关注。当然，这种对旧文学全盘否定的做法未免失之偏颇。但矫枉有时必须过正，张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基本上沦为殖民者强权附庸的旧文学的灭亡，从而为新文学的登场铺平了道路。
　　在批判、摧毁旧文学的过程中，张我军也着手新的文学理论的建设。在《文学革命运动以来》、《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文艺上的诸主义》等文章中，他对新文学运动的一系列问题如：台湾新文学的属性，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语言建设，东西文化的关系等作了比较深入和细致的阐述。他的主张紧密地结合台湾文坛的实际，着力解决具体问题，从而使新文学理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推动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
　　张我军不仅是活跃的理论家，且是颇有成就的诗人兼小说家，他的新诗与白话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同以往迥然相异。《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最重要的文学实践，这是他本人，也是台湾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该诗集共收入他写于1924年3月到1925年春的抒情诗五十五首。 《沉寂》、《对月狂歌》、《春意》、《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都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这本诗集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己，在诗中诗人记叙了他在北平及由北平返回台湾一年多时间里的爱情悲欢。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目前所保留的只有三篇：《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诱惑》，它们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主张相联系，互相映照，相得益彰。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台湾沦为殖民地时期的抗日志士，在台湾文坛和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誉为台湾的“鲁迅”。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人称“和仔先”，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1894年4月25日生于台湾新化。1917年，赖和到厦门博爱医院工作。其间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击，深感启蒙民众之重要，遂产生了忧民忧国的思想，1919年赖和返回台湾，他一面行医，一面写作，积极投身于抗日民族解放运动。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成立，赖和当选为理事，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在早期新文学运动的新旧文学之争中，他坚定地与张我军站在一起，并肩作战，猛烈批判旧文学；先后发表《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谨复某老先生》等文，具体阐述新文学的必要性，并提出自己的文学建设主张。他还把这些思想和主张落实到文学创作之中，为新文学运动注入强大的生命力。他主编过《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文艺栏”，担任过《南音》、《台湾新文学》的编辑，注意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功绩卓著。优秀的小说作家杨逵，便是仰仗他的提携脱颖而出的。赖和因坚持抗日爱国的行动而两次入狱，狱中生活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出狱不久便病逝，年仅四十九岁。
　　赖和的白话文作品主要有小说十四篇，如：《斗闹热》、《一杆“称仔”》、《不如意的过年》、《善讼人的故事》、《赴了春宴回来》等，新诗《觉悟下的牺牲》等十一首，另外还有散文随笔、杂感等十三篇。
　　赖和主张“文学是社会的缩影”，并将之付诸于创作实践。《不如意的过年》讲述的是大年前夕，查大人因收到的礼物“意外的少”，结果怒火难抑，便到民间去寻事；因找不到对象，只好抓住一个小孩喝斥打骂，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小说抓取查大人在“过年”这一特定时间向一个柔弱无知小孩滥施淫威的为，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描写手法，集中刻画了查大人横行霸道，残忍跋扈的野蛮嘴脸和丑恶灵魂，揭露了名义上维护治安，实际上为非作歹的统治者的罪恶。《一杆“称仔”》是赖和早期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一位“勤劳、耐苦、平和、顺从”的农民秦得参，在巡警无中生有的百般欺凌下发出“人不像个人，畜牲，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的苦叹。这位企图用忍耐和克制来求取起码温饱的硬汉终于无路可走，走上以死相拼同归于尽的道路。作品通过描写官逼民反的现实来唤醒被压迫者的斗志，充满反奴役、反压迫的抗争精神。
　　此外，赖和在作品中对文人也给予了特别关注。《棋盘边》、《赴了春宴回来》、《一个同志的批信》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面对民族灾难深重的紧要关头，知识分子的空虚与妥协。
　　赖和的每一篇作品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情节往往是一环扣一环的锁链似地展开，人物的性格随着情节的深入逐渐丰满起来，并善于运用象征、嘲讽、夸张、对比、夹叙夹议、抒情状物等传统小说表现技法塑造人物形象，充满浓郁的乡土色彩。
　　赖和的诗作同样鲜明地贯彻着他的文学主张，“以民众为对象”反映’现实社会急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斗争精神，奏响着”激励民众前进的进行曲“。他的第一首白话新诗《觉悟下的牺牲》发表于1925年12月。1925年10月23日，日本殖民当局对新化二林爆发的抗议日本制糖社盘剥农民的运动进行血腥镇压，酿成震惊全台的”二林事件“。诗人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诗，并加以副标题”寄二林事件的战友“，诗篇描述在殖民者压迫下的台湾人民的悲苦生活，歌颂了弱者的觉醒和抗争。赖和的新诗创作篇篇都是植根于台湾的现实之中，他的诗以昂扬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奔向抗日战场。
　　杨云萍是台湾文坛开始文学创作较早的一员。杨云萍本名杨友濂，1906年生于台湾士林，笔名云萍、云萍生。他出生于宿儒家庭，古典文学素养很高，二十岁那年赴日本进修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学，师从菊池宽、川端康成等人，在此之前，他就开始了新文学创作。
　　杨云萍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来到祖国大陆，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爱读中国的新文学作品。他的小说创作继承了”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和社会写实的优良文学传统，代表作品主要有：《光临》、《黄昏的蔗园》、《秋菊的半生》等篇目。《光临》这篇小说才一千多字，近似散文小品，情节简单，仅只截取傍晚时分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保正林通灵满心欢喜地等待着自己的上司（日本警官）来赴家宴，结果希望落空，以此来嘲讽那些丧失民族自尊心的趋炎附势的卑鄙小人。故事虽短小，但结构完整紧凑，人物性格突出，颇为灵动活脱。《黄昏的蔗园》反映的是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组织”制糖会社“对台湾蔗民的敲骨吸髓的压榨和掠夺的社会现实，揭示了被压迫者的觉醒。
　　杨云萍的诗歌创作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代表作有诗集《山河》。这部诗集感情与理性交融，虽则写实，却能从深远的历史蕴含中寻求一定的象征，即便是抒情，也从看似普遍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吐露，沉郁且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