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是台湾新文学盛况空前的发展阶段，被称为”黄金的十年“。在此期间文学活动异常活跃：各种文学主张纷纷出台；不同的文艺组织团体竞相亮相；各种各样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作家队伍不断巩固壮大，大量优秀的作品纷纷问世，台湾文学此时进入了其鼎盛时期。
　　二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局势发生重大转折，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1927年已告分裂，1931年被日本殖民当局取缔。1928年台湾共产党和民众党建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正当政治运动蓬勃发展时，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台湾的控制，大肆镇压逮捕革命群众。经过1931年的全岛性大检举，大逮捕，台湾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民族民主运动转向低潮。台湾新文学从它一诞生就肩负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重任，特别是在现代文学运动已取得合法地位，而革命运动遭受重挫的情形下，抗日爱国志士自然地把精力转移到文学运动上来，利用文学这一合法武器展开斗争，促使台湾新文学承担着更多的使命。
　　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在正视文学界的不足之后，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台湾人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主张得到郭秋生的积极响应，郭秋生于1931年7月在《台湾新闻》上发表长达两万余字的《建设台湾白话文一提案》的文章，提出使”台湾语文字化“的观点，同年8 月又撰文《建设台湾话文》重申上文观点，强调要把台湾话文、民间文学、乡土文学结合起来。黄石辉、郭秋生二人”文艺要面向大众“的主张是积极的，但对台湾话文的提倡却显得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发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
　　在新文学的萌生期里，台湾文艺园地极少，偶尔有若干小型刊物问世，但影响不大而且存在时间很短。台湾新文学的成长几乎完全由《台湾民报》独家担当。1927年8月1 日，《台湾民报》由东京迁入台湾，改旬刊为周刊，1930年3 月更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4 月改为日刊。在它迁台以后，扩大了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每期文艺专栏都可发表一或两篇新文学作品。即使是这样，作品数量仍然很有限，满足不了新的文学形势要求。本时期，文艺社团和文艺杂志纷纷创办，独立性的文学刊物大量创刊，为作家的培养和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更多园地。1931年秋，一批台湾岛内文学界人士赖和、郭秋生、叶荣钟、吴春霖、黄
　　城、许文达等十二人组成”南音社“。第二年元旦，创办文艺杂志《南音》半月刊，从发刊词中可以看到其创刊宗旨是”尽一点微力于文艺的启蒙运动“，”肩负两种使命：第一是使思想、文艺普遍化、群众化，第二是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还鼓励作家创作，以期‘有所贡献于我台湾的思想、文艺的进展’。“该刊发行十二期后停刊，时间虽不长，成绩却很显著，发表了一批乡土色彩浓厚具有现实性、批判性的作品，如赖和的《归家》、《惹事》，周定山的《老成党》，赤子的《擦皮鞋》等；还有一些诗歌、散文等等，对推进文学的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932年3月20日，台湾旅日文学青年苏维熊、魏上春、张文环、吴鸿秋、巫永福、黄波堂、王白渊等人，在东京成立”台湾艺术研究会“，以”图台湾文学及艺术的向上的目的“。次年7月15日正式推出专业文学刊物《福尔摩沙》，该刊仅发行三期，研究会便自行解散，汇入后起的”台湾文艺联盟“。因该会创办人都是留学生，善用新方法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1933年10月，黄得时、朱点人、郭秋生、廖毓文等人成立”台湾文艺协会“，通过了组织章程，章程明确提出该会”以谋台湾文艺的健全的发达为目的“，选举郭秋生为干事长。1934年7月15日，该会文艺刊物《先发部队》创刊，发刊词论述了文艺担负的重大任务和目前台湾新闻学的”荒凉景象“，指出现在应走的方向是”从散漫趋向集约，由自然发生期的行为改为有意识的建设行动“，并号召大家”现在出发“，”动起手来“，表现出汹涌澎湃的激情和锐意进取的气概。该刊第一期推出”台湾新文学出路的探究“特缉，1935年1月发行的第二期更名为《第一线》，推出《台湾民间故事》特缉，随即便告停刊。三十年代初，一批带有无产阶级文艺性质的刊物也相继创办，如《伍人报》、《洪水报》、《台湾战线》、《台湾文学》、《晓钟》、《现代生活》、《明日》、《赤道》等，这些刊物多以激励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反抗意识为其思想基础，给新文学以热情支持扶助，可惜都遭到殖民当局的查禁。
　　随着台湾文学运动的日趋活跃，一部分文学界人士深深感到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的文学组织来进一步推动台湾新文学的发展，经过三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1934年5月6 日在台中市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这是文艺界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会上成立了全岛性的文艺社团--台湾文艺联盟，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提案和联盟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推举赖和、赖庆、赖明弘、何集壁、张深切五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长为张深切。至此，台湾新文学作家结束了各自为战的历史，逐渐形成抗日爱国作家大联合的统一战线。台湾文艺联盟”以联络台湾文艺同志，互相图谋亲睦以振兴台湾文艺“为宗旨。正如赖明弘所说：“文艺联盟成立后，台湾知识分子已有了精神支柱，有了发表作品的舞台，更以文联为中心，文艺同路者紧密地联系起来了……由于台湾文艺联盟的成立，确立了文学运动的第一步，起到领导台湾文学运动的作用，文联团结了作家，团结了知识分子，更熔化所有反封建统治的、富有民族意识的台湾文化人于一炉，展开了提高文学和文化水准的工作，并确保了台湾精神文化的基础而对异民族表示了坚毅不移的抵抗，所以我敢说这是台湾知识分子的重大表现，其所留下的足迹是有历史性的。”（赖明弘：《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1954年12月10日）\
　　：“台湾文艺联盟”成立以后，其会刊《台湾文艺》于1934年11月创刊发行。这是日据时期台湾寿命最长，作家最多，影响也最大的杂志。该杂志主编张深切，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主张，坚持文学面向大众，“希望把本杂志办到能够深入识字阶级的大众里头去”，体现了该杂志务在求实，追求民主，面向大众的精神。《台湾文艺》不仅重视对文学实践的身体力行，各种文学样式的作品在该杂志中都能得以发表，如小说、诗歌、剧本、随笔、评论、学术论著等；还对文艺理论和批评也予以相当重视。该刊于1936年8月28日停刊，共出十五期，这在当时政治高压、经济困难等因素困扰的情形下，已属难得。
　　同期，台湾文学界还出现了一个与《台湾文艺》并驾齐驱，并在《台湾文艺》停办后，独立支撑起台湾新文学运动大厦的文学杂志--《台湾新文学》。这是由杨逵、叶陶自筹资金主办的文学月刊。该刊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台湾一流作家，发表了一批优秀作品，表现了高度的反帝反封建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由于殖民当局下令废止中文杂志，该刊于1937年6月1 5 日被迫停办，共发行十四期。《台湾新文学》和《台湾文艺》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园地中的两朵艳丽奇葩。
　　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首先归功于一支支创作新军的突起。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作家除部分前期作家如赖和、杨守愚、虚谷、杨华等；新的作家又相继涌现，有杨逵、朱点人、王锦江、愁洞、秋生、毓文、林克夫、马木枥、张庆堂、赖贤颖、吴天尝、巫永福等。在新诗方面较有影响的是杨华、王白渊、陈奇云、吴坤煌、梦湘、董佑峰、黄衍辉及“盐分地带”的主要成员郭水潭、吴新荣、徐清吉、王登山、庄培初、林精
　　（林芳年），还有风车诗社的同仁杨炽昌、林永修、李张瑞、张良典等。这批作家和诗人的共同努力，造就了台湾新文学花繁锦簇的局面。
　　这个时期，因客观形势的需求，文学执着于群众化路线，贴近社会现实，因而题材得到扩展，新的主题也不断涌现，文学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多样性。有揭露日本统治者及其走狗阴险狡猾、残暴凶顽本质的作品，如赖和的《不如意的过年》、《惹事》，朱点人的《安息之日》，蔡愁洞的《理想乡》、《夺锦标》，陈虚谷的《放炮》、《他发财了》；有反映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人民苦难生活和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的，如朱点人的《岛都》、《秋信》，杨逵的《送报夫》，赖和的《丰作》、《善讼人的故事》，杨守愚的《凶年不免于死亡》；有描述爱情和婚姻的种种形态的，如翁闹的《天亮前的恋爱故事》、《音乐钟》，朱点人的《无花果》，吴天尝的《蕾》，马木枥的《私奔》，黄得时的《橄榄》；还有表现社会生活人间百态的作品，朱点人就是一位善于绘制众生百态的丹青妙手。此间作品中的妇女形象也多姿多彩，有想为妇女扬眉吐气干番事业的少女月云（王诗琅《青春》），有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忍气吞声遭人猥亵的鸳鸯（杨守愚《鸳鸯》），有温顺柔弱，命运悲惨的童养媳（杨华的《薄命》），还有在钱权面前低声下气，献媚讨好，对妓女刻薄狠毒，毫不体恤的娼楼鸨母（王诗琅《老婊头》）等。

　　杨逵，台湾新文学史上充满昂扬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的文学斗士。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压不垮、打不倒的硬汉精神。杨逵，1905年10月18日出生于台湾台南县新化镇农家，原名杨贵，笔名有杨建文等。少年时期他就亲眼目睹了台湾同胞的武装起义和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强烈震动，使其整个生平和创作都和台湾同胞的反帝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连。
　　杨逵是“台湾农民组合”的中央常务委员，还是“台湾文化协会”的议长。他一生都坚持抗日爱国运动，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懈斗争，他先后被日本人逮捕十余次，从不屈服。杨逵担任过台湾文学的日文编辑，还和妻子一起创办《台湾新文学》，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翻译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中国文艺丛书》，将鲁迅的《阿Q
　　正传》翻译成日文到台湾出版。1985年3 月12日，杨逵病逝于台中市。跟赖和一样，杨逵也是一个文坛多面手。他的主要小说作品结集为《鹅妈妈出嫁》，散文作品结集为《羊头集》出版，戏剧创作有《父与子》、《猪哥仔伯》、《扑灭天狗》等。
　　杨逵是台湾日据时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表现日据时期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尤其注重表现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主义力量。他被称为“文坛的老兵”、“压不扁的玫瑰花”。
　　《送报夫》是杨逵的成名作。这篇小说用日文写成，完成于1932年，是他在东京工读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是第一篇登上日本文坛的台湾新文学作品，也就是它奠定了杨逵在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小说通过主人公杨君家破人亡的悲剧，对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进行血泪控诉。
　　作者借助杨君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阐明了一个真理：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劳苦民众应当携起手来，反对共同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这种超越狭隘乡土、民族观念的国际主义的主张，在三十年代初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继《送报夫》之后，杨逵还写了许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揭露和批判日本殖民统治者和封建地主罪恶，歌颂劳动人民高尚情操，鼓励人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作品，如《水牛》、《归农之日》、《模范村》等。《模范村》通过一个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样板”农村--泰平乡，勾勒出台湾农村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形态和精神面貌，反映农民在殖民者和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凄惨命运，从而揭示了当时台湾农村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品将台湾同胞反帝和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春光关不住》是杨逵在国民党监狱中创作的，这是他的第一篇中文短篇小说。小说写的是台湾光复前夕，日本侵略者强征学生兵服劳役，修筑工事。一个娃娃兵在水泥块下发现了一株玫瑰，他躲过日本军事教官的监视，把花带回营房，后又托人带给他的姐姐。这棵在水泥罅隙中生长的玫瑰，居然开出了艳丽的花朵。该作后来改名为《压不扁的玫瑰花》，被收入台湾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压不扁的玫瑰花”象征着“日本军阀铁蹄下的台湾同胞的心”，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抗争直至获取胜利的宝贵战斗精神。小说借在水泥块下生长的一株玫瑰花，喻示了台湾新一代人民纯真而崇高的情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愿望。纵观杨逵的创造，我们会发现，他将坚定的理想主义与逼真的写实手法这一互为矛盾的因素融为一体，构成崭新的写实风格，形成他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又不失个人独特艺术魅力的创作特色。
　　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杨逵立足于生活真实，注意细节描写，将人物性格的发展，思想的变化放在社会生活的实践运动中，使主人公的形象具有真实可信的立足点，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送报夫》中的主人公杨君思想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事实的教育下，以合情合理的必然逻辑发展下去的。在小说结构上，杨逵采用中国古典小说乃至说唱艺术的传统手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送报夫》以双线交织推进的结构方法，一是东京生活，一是通过回忆、书信来展示的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苦难生活。通过这两条线索的描写，将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同胞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借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串结起来。《鹅妈妈出嫁》的结构方法也是别具一格，它将两个相对独立的故事，通过“我”用所谓“共存共荣”的思想线索贯穿起来。小说共分九节，却不是两个故事各占几节，平分秋色，而是尽量避免平铺直叙，用“扣子”似的悬念穿插起来，引人入胜。杨逵还善用强烈、辛辣的讽刺手法。《模范村》中的“模范村”，可谓日本殖民者推行“共存共荣”的典范。然而在这个“共存共荣”的村里，有人因欠债被逼得走投无路；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还有因交不起房屋修缮费而投河自尽的，这就是广大穷苦百姓的“荣”！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辛辣鲜明的政治讽刺。
　　吕赫若，本名吕石堆，1914年出生，台湾丰源潭子校粟林村人。1934年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后来到东京学习音乐。返台后，当过教师和编辑。光复后参与台湾省艺术建设协会和出版协会的工作，同时，全身投入革命斗争，“二。二八”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斗争，1951年不幸牺牲。吕赫若的创作始于1934年，他的处女作《山川草木》发表于是年出版的《台湾文艺》创刊号上，成名作《牛车》刊登在1935年东京的《文学评论》上。1943 年他的短篇小说《财子寿》获首届台湾文学奖。1944年出版小说集《清秋》。1946年至19 47 年间，创作了《改姓名》、《一个奖》、《月光光》、《冬夜》四篇小说。此外，他还写了少量的诗歌和评论。吕赫若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农村生活，以家庭纷争和悲剧为反映社会的聚焦点，揭示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苦难生活，透视人性的弱点。《牛车》讲述了一个催人落泪的殖民统治下的人生悲剧。贫苦农民杨添丁原本靠一辆牛车养家糊口，在日本的汽车、自行车进入台湾后，他失业了。万般无奈之下，妻子只有出卖肉体，但仍无法养活一家人。杨添丁因赶车打瞌睡被警察发现，辱骂、殴打、罚款接踵而至。为了交罚款，他铤而走险偷鹅，结果被抓，落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作品同时还反映出高压下农民的觉醒与抗争。吕赫若的另一篇作品《财子寿》，是暴露封建地主家庭罪恶和人性弱点的力作。小说主人公周海文既吝啬又好色，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追求“财子寿”--多财，多子，多寿。作品入木三分地将封建毒汁浸泡出的周海文的人性劣根暴露出来。吕赫若四十年代后期创作的小说，主要取材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人在日本殖民者残暴统治下的悲惨境遇，《改姓名》和《一个奖》写台湾民众的反抗“皇民化运动”揭示了当时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台湾人民和日本殖民当局的民族矛盾。发表于1947年2月的小说《冬夜》，是吕赫若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这是一篇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气息的小说，取材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1946年冬的台湾现实生活背景。
　　作品通过暗娼杨彩凤在一个冬天的午夜至黎明前几小时里的所见所遇所忆所感，披露了“二。二八”前夕台湾岛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小说在细致入微地刻画主人公杨彩凤复杂心态的过程中，深刻地表现台湾人民对当时政治高压的愤懑，寄托了他们对自由和明媚的春光的向往。这篇小说不同于作者以前的作品，它揭示了阶级矛盾成为台湾当时社会主要矛盾这一事实。就在《冬夜》发表后没几天，台北便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二。二八”起义。
　　吕赫若的小说讲究技巧，结构完整合理，人物形象鲜明，语言质朴生动，具有深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朱点人，原名朱石峰，1903年生于台北市，有台湾新文学“麒麟儿”之称，他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台湾文艺协会”的发起人之一，1947年因参加“二。二八”起义英勇牺牲。他自幼醉心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共留下十余篇短篇小说。代表作品有《岛都》、《脱颖》、《纪念树》、《秋信》、《蝉》、《无花果》、《安息之日》等。
　　朱点人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长期的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活使他对台湾社会有深刻的认识，截取生活的横断面以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抨击殖民当局的暴政和愚民政策，鞭挞汉奸走狗奴颜婢膝的丑态，歌颂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暴精神是他创作的重要内容。小说《岛都》是这类小说的代表，它展示了日据时期，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利用封建迷信坑害穷苦百姓，搜敛钱财的社会现象。小说主人公史明之父史蓁，在K
　　寺落成盛典后因交不起“捐款”，忍痛卖了小儿抵捐，后因过度思儿精神失常，投水身亡。史明小小年纪就认识到世态炎凉，社会的冷酷。他一直苦苦寻求穷苦人悲剧的原因。在苦难的磨炼下，在世界性的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意识到殖民者与官商、豪绅的互相勾结，盘剥人民正是导致工人“愈勤苦愈贫困”的根源，觉醒了的史明挺身而出，组织团体进行坚决的斗争。一次又一次的被捕都不曾使他退却，文章结尾是史明获释后踪迹不明，“有人说他是钻到地下去运动了”，暗示着斗争还在继续。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史明这样一个觉醒了的大无畏的民族主义战士。
　　朱点人也擅长用嘲讽的笔法抨击、鞭挞反面人物。《脱颖》主人公陈三贵是个做梦都想当日本人的民族败类，一心想往上爬。苦心钻营的三贵终于梦想成真，被犬养主任收为养子并把女儿许配给他，他改姓为“犬养”，自称“犬养三贵”，衣食住行无一不是日本式的“三脚仔”，还自鸣得意。当昔日的朋友再见面时，他惟恐别人不知道他改姓，一再申明“我是犬养！”朋友意味深长地念着她的姓：“唔，犬养的，”一语双关。作者用犀利的笔锋巧妙而含蓄地痛斥背叛祖国和民族的无耻之徒。朱点人小说创作的另一类重要题材是反映异性间的复杂情感，描绘人们在现实的冲击下内心的矛盾、痛苦和哀伤。《无花果》写的是少年苦哥单恋的经过和美梦的破灭。小说用日记的形式娓娓道来，笔墨简洁朴素，却把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跌宕起伏表现得惟妙惟肖。
　　杨守愚，台湾彰化人，原名杨松茂，笔名有守愚、村老、静香轩主人、洋、翔、Y 等。杨守愚是二十年代台湾新文学运动兴起后的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数量多，取材广泛，从社会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描绘暗无天日的时代的人生悲剧。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骄横跋扈、制糖会社的横征暴敛、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小商小贩的辛苦劳顿、贫苦农民的绝望挣扎、下层妇女的含冤受辱等等，都在他的表现之列。《十字街头》写小摊贩的不幸遭遇。日警大人杀气腾腾地四处抓捕流动摊贩，搞得人心惶惶，凡碰到的人不幸被踢了担子，倒了东西，还得坐牢：“小百姓的冤，还有什么可诉吗？”《升租》、《移溪》、《凶年不免于死亡》写的是悲苦无告的农民在沉重的地租和捐税的压榨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谁害了她》、《女丐》、《鸳鸯》把目光投向下层盆苦妇女，他们不仅经济上忍受剥削，还得面对人身的凌辱，她们最终的命运不是走向绝路以死抗争便是被社会吞噬，在那样的时代，有多少人能逃脱这样的恶运呢？杨守愚的小说主题鲜明集中，始终站在广大的被剥削、被损害的劳动人民的立场，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表达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作品大多采用写实手法，从人物生活背景、故事发生经过到结局无一不是生活的真实显现，其中也有反讽、内心独白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但只是一种穿插，故作品整体出现平实沉郁的特色。
　　杨守愚在创作小说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新诗，他的新诗不论是选取题材，还是采用的表现手法，都与小说创作是一致的，题材是批判或控诉性的，手法是写实白描的，这有助于突出社会生活场景和人们的遭遇，把人间苦难真实地表现出来，便于表达作者激愤的感情。他较著名的诗作有：《我做梦》、《一个恐怖的早晨》、《孤苦的孩子》、《女性悲曲》、《长工歌》、《洗衣妇》、《车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