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包括“文革”在内的“当代”中国历史，是80年代以来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80年代初期，构成思潮的“历史反思”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创作，作者则主要以“复出”作家和有过“知青”经历的青年作家。“反思小说”在文体上突出虚构性和典型性，由于当时特定文学语境，对历史反思的深度受到制约。因此，多数作品对历史事件的思考在思想倾向和艺术结构上呈现极大的相似性，它们且大多关注社会上层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演变，主要从政治权力在当代的命运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与此稍有不同的倒是散文的创作。这一时期散文的“真实性”和“个人性”得到强调。一些作家，主要是老年作家，写作了一批回忆往事的散文。或者追悼、怀念亲友，或者提供个人亲身经历的琐碎、片断的回忆，或者针对一些发生于身边的事件，不拘形式地传递深沉而凝重的切身感受。这些作家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已力不从心，而供写作散文随笔的材料，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孙犁说：“老年人宜于写散文、杂文，这不只是量力而行，亦卫生延命之道也”(注：孙犁《佳作产于盛年》。)——部分地说出中老年作家偏爱散文的原因。因此，在文坛，也有将这些散文称为“老年散文”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则是这样的文体，对直接表达作家的情感、体验、思索，自有其便利之处。这些作品主要有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丁玲的《“牛棚”小品》，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梅志的《往事如烟》等。90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一些写于五六十年代而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作品，如《傅雷家书》，“火凤凰丛书”中的《沈从文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思忆文丛”中名为《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的“记忆中的反右运动”等，也为反思历史提供了感性的记叙“资料”。
　　
　　巴金(注：巴金，“文革”结束后，自1978年底陆续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随想录”，按发表时间先后编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五个集子又总称《随想录》。1996年又由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火凤凰丛书”出版《再思录》，编入了《随想录》之后所写的随笔。)在1978年到1986年的八年间写作了150多篇随笔，总称为《随想录》。作者谈到自己的写作动机时说：“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呐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集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作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最后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注：巴金《〈探索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段话，概括了《随想录》的内容和表达方式的特征。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把他对历史的反思，对痛失亲友的追忆，对自我的拷问，尤其对一些他不能认同的言论与观点的批判，质朴而直白地讲述出来。文字朴实，记述流畅，没有经营雕琢的痕迹。他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进入老年而迟滞，在严肃的自我反省和社会批判中，表现了一位老艺术家的令人感动的人格美。他对历史浩劫采取一种坚定的介入、干预的姿态，坚持人的理性能够认知、控制一切的世界观，并对人类理想前景有执著坚守的信念。因此，他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浩劫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发出对历史的控诉和批判，从而警醒社会，使“文革”不再发生；同时也怀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带着强烈的自省意识，在揭露和谴责“文革”的残酷和荒诞时，对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无情的解剖。《怀念萧珊》、《小狗包弟》等，是其中的名篇。这套散文集在80年代引起很大的震动，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
　　
　　孙犁(注：孙犁(1913-)，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27年考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高中毕业后，在北平流浪三年，后回本省任小学教员。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44年到延安工作和学习，写作的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以独特的风格引起广泛的注意，奠定了作者在文学史上的位置。1949年到天津。“文革”后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共出版《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曲终集》等十部散文集。)自1956年大病之后，创作渐少。但“文革”结束后，他的创作进入另一次“高峰”期，到1995年，共出版十本散文集。他的散文“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相，汰除恩怨为箴铭”(注：孙犁《〈无为集〉后记》，《无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的笔墨平淡古朴，与巴金热情峻急的写作姿态不同。孙犁称自己的写作是“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注：孙犁《文字生涯》，收入《晚华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在它的容纳之中，都是小的、浅的、短的和近的”(注：孙犁《〈尺泽集〉后记》，《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在对往事旧人的回忆中，流露出一种人生无常的痛切感慨和饱经忧患的“残破”意识。但叙述者并不沉浸在情感的旋涡中，而是化绚烂为平淡，往往以超然和平静的眼光洞察人生的悲喜，将自己的感情隐藏在淡淡的语句之中。孙犁在文体上，有多种经营。从“耕堂散文”，“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随笔”，“耕堂题跋”，“芸斋短简”等名目，也可见格式体裁的多样。
　　
　　杨绛(注：杨绛(1911-)，本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年-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等。另出版有《杨绛译文集》。)的《干校六记》记述作者1969年底到1972年春在河南“五七干校”中的生活经历。所写的内容，大都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事”：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其名称、写法和作者的叙事“立场”，都可见明代作家沈复的《浮生六记》的某种承传。杨绛的另一个随笔集《将饮茶》，部分也写到了“文革”期间的遭遇，不过似乎不如《干校六记》的从容。这个集子中更有价值的，是回忆亲人往事的那些部分。杨绛的文字简约含蓄，语气温婉，对历史事件多少取置身事外，作平静的审视的态度。她将笔触专注于大时代事件中的小插曲，书写个人的见闻和感受。《将饮茶》的最后一篇是《隐身衣(废话，代后记)》，她说到“卑微”是人世间的“隐身衣”，“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时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这可以看作杨绛反顾历史时所采取的基点。不停留在一己悲欢的咀嚼上，也不以“文化英雄”的姿态大声抨击，而能够冷静地展示个人和周围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和灵魂，却往往写出了事件的荒谬性，透出心中深刻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