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小说创作的“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概念逐渐被废弃不用，这既表现了小说观念、也显示了小说创作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从提出文学“寻根”的时候才发生，而是80年代初“反思”小说退潮时就已开始。替代这些运用了三十年的、体现了一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概念的，出现了“市井小说”、“都市小说”、“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等称谓。列入“市井”和“都市”项下的创作，有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刘心武的一些作品，而归入“乡土”、“乡情”的，则是高晓声、汪曾祺、刘结棠、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矫健等几乎所有写乡村生活的作家。又因为地域重新成为创作特色的重要构成，因此，在这期间，批评家在作家的类型划分上，地域也会是首先考虑的依据。这样，便出现了“京味小说”、“津门文化小说”、“齐鲁乡土作家”等名目，或从文化格局的中心与边缘关系上，作出“湘军崛起”、“陕军东征”的描述。
　　
　　邓友梅(注：邓友梅，原籍山东平原县，1931年出生于天津。参加过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本当过劳工。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集有《邓友梅短篇小说选》、《邓友梅代表作》、《邓友梅自选集》(1-5卷)等。)50年代开始写作。1956年的描写青年人婚外恋情的短篇《在悬崖上》，在当时引起争论。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右派分子。“文革”后的小说，有“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两套笔墨。后者有《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凉山月》、《别了，濑户内海》。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则是前者：即《话说陶然亭》、《寻找画儿韩》、《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四海居”轶话》等。其中，分别塑造不同性格、走着相异生活道路的八旗子弟形象的《那五》和《烟壶》，是他这类小说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主人公(皇族后裔、八旗子弟、工匠艺人、落魄文人)，他的生命大多联系着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同时又在19世纪末期以来急剧变动中，与社会大潮发生龃龉，而处于社会的边缘。在人物命运的叙述中，穿插各种风俗民情、仪式礼节、典章文物的细致描写。在他的小说中，社会风俗的描写，是人物命运的组成部分，并成为推动情节和人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已失去其生命活力的“帝都”的衰败的揭发，和对于蕴藏于风俗文物中的传统文化神韵的着迷，交织在叙述中。这种矛盾性，邓友梅以温和的态度处理，避免过分和外显，这使各种冲突的因素得到平衡的控制。但“平和”也会走向“平淡”，人物命运悲剧色彩受到削弱，影响了面对历史和现实时的体验深度。邓友梅小说的语言，是经过提炼的地道的京白，在叙述上，能做到从容却不拖沓呆滞。
　　
　　冯骥才(注：冯骥才(1942-)，祖籍浙江慈溪，出生于天津。中学毕业后，当过篮球运动员，一度又专事绘画。7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创作。)“文革”后一段时间的小说，主要写与“文革”有关的题材。影响较大的中短篇有《雕花烟斗》、《铺花的歧路》、《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等。1986年开始的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也属于这一性质。在写残酷历史和非人遭遇时，常表现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以作为苦难生活的寄托。1984年在中篇小说《神鞭》的“附记”中，他宣布要“另辟一条新路走走”，这就是写清末民初天津的“闲杂人和希奇事”，并写出“地道的天津味”。因此，批评家称这些小说为“津味小说”。除《神鞭》外，还有中篇《三寸金莲》、《阴阳八封》、《炮打双灯》和系列短篇《市井人物》。它们中的相当部分，取材于那些“文化遗迹”：男人的辫子，女人的缠足和道家的阴阳八卦等。人物的命运、生活方式和这些“文化”现象有密切关联，甚至人物就是某种“文化”的化身。常采用章回体，并以天津方言、俗语作为小说语言的主体。显然，比起表现“文革”的小说来，冯骥才的“津门系列”，更受到注意。在描述这些“文化遗迹”时，作者表示是在“沿着鲁迅先生对民族劣根性批评的路走”，同时也努力不以简单、粗糙的态度来处理这些习俗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企望以历史的眼光来廓清复杂、丑陋现象产生的根据。其中，《三寸金莲》是一部存在较多争议的中篇。作品试图揭示的，是女性缠脚这一陋习产生的历史文化的依据，探索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丑恶的扭曲如何转化为“美”，并在“美”的掩盖下成为“合理”的这一过程。不过，对传统文化的“惰性”和“自我束缚”的反思，却常常难以抗拒地消失在对它的“审美”执迷之中；那怕是那些“丑态”和“陋习”。冯骥才在写作这些“怪世奇谈”的小说时，会考虑加强娱乐性的传奇因素，但又并非要创作单纯的“通俗小说”。他不愿放弃严肃的思想批判深度，不过这种批判又相当有限。这种沟通“雅”和“俗”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也留下诸多的矛盾。
　　
　　贾平凹(注：贾平凹(1953-)，陕西丹凤县人。1972年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发表作品。作品集除长篇《商州》、《浮躁》、《废都》、《白夜》、《土门》的单行本外，有《小月前本》、《腊月·正月》、《天狗集》，以及《贾平凹自选集》、《贾平凹小说精选》、《贾平凹文集》等。)(1953-)，陕西丹凤县人。写于“文革”期间到80年代初的作品，未更多显示个人的创作特色。开始引起文学界注意的，是1983年以后陆续发表的有关陕西商州地区农民生活变迁的小说。它们是被称为“商州系列”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黑氏》、《古堡》、《火纸》和长篇《商州》、《浮躁》。作者说，“欲以商州这块地方，来体验、研究、分析、解剖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生活变化”(注：《小月前本·代序》。《小月前本》，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小说中，对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写，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地域文化(民居、器具、仪式、谣谚等)的背景。8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的经济改革，农村发生的剧烈变动，改变了传统社会秩序，导致不同价值观和人生方式的选择和“较量”，也由此引发了发生于乡村中的悲欢离合。这是这些小说持续开掘的主题。其间，社会转折期出现的“悲剧人物”，在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和在世人面前所树立的形象发生动摇，陷入恐惧，但仍坚持原有的生活准则，想挽救将要失去的东西。作者描写了他们必然“被剥夺”的命运，但也给予深切的同情。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人生体味，是贾平凹长期关注的问题。但由于艺术上的原因，以及和许多当代作家一样的表现中国社会(城市或农村)“历史发展”的承担的意识，使他这部分小说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带来人物、故事上的重复。90年代初开始，情况有了改变。他更重视作家的人生体验，抵拒了宏大单一的主题的诱惑。这种追求，出现在他的有极大争议的长篇《废都》中。
　　以古城西安(小说中的“西京”)为人物活动场所的《废都》在1993年出版，是当时小说界和文化界引人注目的事件。这部表现作者所说的苍茫、悲凉的“废都”意识的小说，被一些批评家誉为“深得‘红楼’、‘金瓶’之神韵”，“内容到形式都颇为惊世骇俗”之作；认为在人物刻画上形神兼备，“几近炉火纯青”，标志作者的走向成熟。但小说浓重的“颓废”、“没落”情调和性描写等，受到另外一些人的激烈批评。(注：贾平凹关于《废都》的创作谈，及作品出版后评价、争论的情况，可参见《废都废谁》(萧夏林主编)一书。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批评者认为，他表达着对这个衰落、颓败时代的“痛苦”，但对这一切欠缺从高处的观照、审视；在所沉迷的“古典”中，也未能发现进行批判的精神依据。贾平凹的小说，在叙述方式、语言风格和艺术韵味上，力求对于中国明清白话小说艺术的吸纳，在文体上力求形成自然、含蓄、富内在韵味的格调。除小说外，又致力于“美文”的提倡，多年来主持《美文》(西安)杂志的工作。
　　
　　莫言(注：莫言(1955-)，山东高密人。在家乡上小学，“文革”发生辍学务农。1976年应征入伍。1984年至1986年，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集有：《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爆炸》、《天堂蒜苔之歌》、《怀抱鲜花的女人》，长篇小说《满园》、《丰乳肥臀》等。另出版有《莫言文集》。)1985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发表了《透明的红萝卜》，受到好评。次年，中篇小说《红高粱》的发表，产生很大反响。随后，他又写了与《红高粱》在故事背景、人物等有连续关系的几个中篇，它们后来结集为《红高粱家族》(注：《红高粱》和《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等，1987年汇集为《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有的批评家将它称为长篇小说，有的则称为系列小说。)。这些小说，主要以对小说中的故乡高密的记忆为背景展开。《红高粱》系列，以及发表于1995年的长篇《丰乳肥臀》，是作者对于民族的骁勇血性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显然，他也要如福克纳那样，不断叙述他所建造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这些图景，来源于他童年的记忆，在那片土地上的见闻，以及他的丰沛的感觉和想像。他把笔伸向“历史”，在这片充满野性活力的生活场景上，叙述选人在过去年代的生活，他们(“我爷爷”、“我奶奶”)生命的奔放热烈和无所拘束的传奇性经历。另一些小说，写当代的乡村生活，农民的情感、生存状态，人的本性所受到的压抑和扭曲。如《透明的红萝卜》、《金发婴儿》、《枯河》。这两部分作品似乎构成一种对比，而暗含着对生活于其中的后代的怯懦、孱弱的批判。
　　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富于感性化的风格。他的写作，对当代小说过分的观念结构所形成的文体模式，是一次冲击。他采用一种不受控制的、重视感觉的叙述态度。在描述中，心理的跳跃、流动、联想，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而创造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对于带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不过，有的小说也会由于对感觉过分倚重，表现出控制不够、刻意追求暧昧意象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