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评。主要有萧也牧的短篇《我们夫妇之间》，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白刃的长篇《战斗到明天》，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卞之琳的诗《天安门的四重奏》，路翎的话剧和短篇等。
　　　对萧也牧(注：萧也牧(1913-1970)，浙江吴兴人。30年代末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革命。50年代初发表《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锻炼》等中短篇小说，受到批判。1957年被定名为右派分子，失去写作资格。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期间，担任过小说《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的责任编辑。“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作品集有《萧也牧作品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的批评，是50年代初文学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我们夫妇之间》(注：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进述这样的故事：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张同志，虽然家庭背景、文化水平、生活爱好有很大差异，但结婚后融洽而幸福，被当作“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待到战争结束进入城市之后，在城市的环境中，思想感情裂痕出现并加深。后来，矛盾终获解决，夫妻之间的感情又回复如初。对这一短篇，批评者责难它“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表现了“离开政治斗争，强调生活细节”的那种创作方法，其写作动机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批评者还说萧也牧的创作，“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用来反对“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的“解放区文艺”，而拥护“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注：参见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人民的态度，反对新的低级趣味》(《文艺报》第4卷第5期)、丁玲《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的一封信》(《文艺报》第4卷第8期)等文。后来，萧也牧于5卷1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检讨文章。)——这一批评，被赋予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的严重意义。这反映了“延安文学”在进入城市后面对的考验，也透露了这一文学的“保卫者”紧张而脆弱的心态。
　　　在50年代初，另一重要的批评，发生在对路翎的创作上面。写《饥饿的郭素娥》、《求爱》、《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进入50年代以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协工作，出版了话剧剧本《迎着明天》(《人民万岁》)、《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短篇小说集《平原》、《朱桂花的故事》。路翎被看作是“胡风集团”的中坚成员，他的创作又表现了某些“异端”因素，因而，50年代初，报刊便陆续有文章批评他的一些作品，如话剧《祖国在前进》，和短篇集《求爱》、《朱桂花的故事》中的作品(注：如《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平原〉》(吴倩)，《文艺报》1952年第6期的《一部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企霞)，《文艺报》第9期《歪曲现实的“现实主义”——评路翎的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陆希治)等。)。1953至1954年间，路翎发表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一组短篇小说：《战士的心》、《初雪》、《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洼地上的“战役”》。《初雪》写志愿军汽车司机刘强和他的助手，驾车将一批朝鲜百姓从前线地区疏散到后方的经过；《洼地上的“战役”》讲述的是侦察班战士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的无法实现的、因而是悲剧性质的爱情。和当时写朝鲜战争的作品一样，路翎所赞颂的，也是基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行动。如果说到某种独特的眼光的话，那就是更多从个体的感性生活经验和意识到的共同命运上，来表现英雄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依据。在《洼地上的“战役”》中，虽然十分谨慎，却也接触到战争和个体的生活的复杂关系的问题。另外，这些小说表现了路翎更关心人的心理现实；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将现实情景与过去的生活经历、体验加以连接、对比，是主要叙述方法。从这些条理化的，有时显得冗长和缺少变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受制于文学规范的路翎在艺术创造力上发生“衰减”现象，但这仍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
　　　对这些短篇的批评，集中在《洼地上的“战役”》上(也涉及《战士的心》和《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在1954-1955年间的批评文章中，侯金镜的《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注：《文艺报》1954年第12期。)最富于权威性。它认为除《初雪》外的几篇作品，“有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对部队的政治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而《洼地上的“战役”》“这篇作品实际上在某些读者的心灵深处也形成了一个‘战役’，在那里攻击了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支援了个人温情主义，并且使后者抬起头来”。批评者还揣摩了作者的动机，说路翎知道“部队的纪律是玩忽不得的，于是对爱情故事的展开就下了苦心来经营，把爱情的主动安放在金圣姬那一方面”。批评者指出，路翎的这几篇作品，说明了他“还没有彻底抛弃他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创作方法”。对于这些批评，路翎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注：连载于《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和第3期、第4期上。)的长文作出反应。这种在当时相当少见的“反批评”，目的并非要营造文学批评的“对话”的氛围，而是为即将开展的反“胡风集团”运动所作的准备。路翎情绪激动地拒绝批评者对他的小说感情“阴暗”、表现了“悲剧式”结果的指控，反复申明的，是战士的个人生活与革命和正义战争事业相一致的观点。和批评者不同的是，路翎认为，“爱国主义”等精神品质，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历史的参与者的具体感性生活密切相关、从后者中提升的东西。从这一体认出发，路翎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对个体的生命关切的温情，暗示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可能出现的“悲剧”(尽管他拒绝把他的小说与“悲剧”的词语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反批评文章中，路翎和他的批评者一样，不承认个体价值也可以是情感体验、“历史”评价的一种角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