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至70年代，“散文”是个涵盖面宽泛的体裁概念。因为漫无边际，作家和研究者有时会作出“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散文，指的是所谓“抒情性散文”，其特征，相近于“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美文”，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艺术散文”。而广义的散文概念，则除此之外，还包括“叙事性”的、具有文学意味的通讯、报告(“报告文学”与“特写”)，也包括以议论为主的文艺性短论，即“杂文”、“杂感”等。另外，在有的时候，文学性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也会被列入散文的范围之内。
　　　散文概念的这种理解与使用方法，蕴含着这一概念在本世纪文学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事实。变化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散文的范围，另一是散文中各种样式的关系。变化的趋向，则与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的状况有关。当鲁迅作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论断时，这里的“散文小品”，主要指的是“美文”，或后来所说的“抒情散文”、“艺术散文”。在3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议论性为主的“杂文”，成为散文的主流。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艺术地“报告”事实的通讯、报告，在散文领域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报告文学兴盛的这一情况，在40年代的国统区虽然没有得到继续，却在解放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包括解放区文学在内的左翼文学中，散文的范围不断扩大，将抒情小品、杂文、通讯报告等都囊括在内。而且，其演化趋势，是从显示个人性情，向着议论现实、“报告”事态的方向发展。在50年代，对现代生活“反映”的广阔和迅速，是这个时期文学写作的“方向性”的要求；而包含“个人性”经历和体验的取材，以及与此相关的表达方式，其价值则受到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以对生活现象的“报告”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倾向的写作，便构成了散文的主体。(注：在五六十年代，“散文特写”通常并举连用。在出版作品集时，也经常以此作为编选体例。如由中国作家协会或《新观察》编辑部编选的1953?9-1955?12的《散文特写选》，1957年和1958年的《散文特写选》，《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和1959-1961年的《散文特写选》等。但在1956年，《散文小品选》与《特写选》则分别出版。)
　　　50年代初，纪实性的通讯、报告、特写，在散文创作中占有绝对的分量。当时创作的两大主题，一是对“新时代”的歌颂，对当时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描述，另一是表现朝鲜战争的英雄行动。靳以写佛子岭水库工地的劳动，李若冰、华山表现大西北(柴达木盆地、祁连山等)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及柳青、秦兆阳有关50年代农村合作化的特写，都属前一主题。比较起来，有关朝鲜战争的通讯报告，在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反响。巴金、刘白羽、杨朔、菡子、黄钢等，都有这方面的作品发表。其中，魏巍的创作影响最大。魏巍(注：魏巍(1920-)，河南郑州人。抗战爆发后参加八路军，长期生活在晋察冀根据地，以“红杨柳”的笔名写的诗，结集为《黎明风景》。50年代出版的散文、特写集有《谁是最可爱的人》、《春天漫笔》等。另有长篇小说《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出版于80年代。)两次到朝鲜前线，先后发表了《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挤垮它》等作品，它们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名结集出版。该书在1951年出版后到1960年，三次再版(所收篇目有增补)。《谁是最可爱的人》和1958年写的《依依惜别的深情》，在当时广为流传；“最可爱的人”成为赴朝鲜作战的“志愿军”士兵的代称。真挚的情感，对“典型情景”的选择与提炼，和以抒情性议论来提升事件意义的方法，是作品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魏巍当时的写作，显然提高了通讯报告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丁玲在反驳“有人”以为魏巍的作品“虽然写得好，不过只能说是通讯，算不得是文学作品”时，提出了衡量“文学价值”的当代尺度：“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作的伟大事业。”(注：《读魏巍的朝鲜通讯》，《文艺报》4卷3期。)这预告了特写、报告文学在当代的重要地位。报告文学、特写在五六十年代，还有多次的创作“高潮”。如1958年间，又如1963年到“文革”前夕。60年代，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魏钢焰的《红桃是怎么开的？》，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孙谦的《大寨英雄谱》，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影响广泛，参与了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