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到70年代，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但在某个时候、某些作家那里，时或有偏离规范的“异端”现象出现。对本时期的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本书用“非主流”这一用语来表示。这一概念是在如下的含义上使用的：第一，它是相对于不同阶段的那些被接纳、被肯定、被推崇的主张和创作而言，是个“历史的”概念。它的范围、性质，在当时文学“规范”的状况有关。因此，在一个时间里被肯定和推崇的一些作品，在另一时间里，可能会当作异端而受到批判。第二，“非主流文学”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有的作品，发表后受到批判，有的则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而在一定范围的读者间，以各种方式流传。第三，“非主流”的“异质”文学的出现，在50到70年代，呈现为“阶段性”的状况。它们或产生于文学“规范”的要求比较松懈，对“规范”发生多样性理解的时候(如1956年-1957年这一被称为“百花时代”的阶段，以及60年代初在政治、经济、文学政策上进行调整的阶段)，或产生于文学控制虽十分严厉，却存在某种个人写作、“发表”的空间的时候(如“文革”的后期)。
　　　从4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大陆，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作家已失去他们在文学界的位置，另外，联系着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的“先锋性”探索，也被目为非法。在左翼文学成为惟一文学事实的情况下，文学的“非主流”，表现为相当集中的性质。冲突常发生在一些作家所不愿放弃的精神态度和文学观念上。对于一种“肯定”的、阐释既定观念的文学的怀疑，对于保护和重建质疑和批判现实的“启蒙意识”，和在解释、想像世界上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大多数情况下“非主流文学”的思想特征。这与这些作家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对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的理解有关。当然，在“文革”后期，一部分“异端”的文学的性质，开始越过这一范围，表现了对于左翼文学的观念框架的全面超越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