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之后，政治、经济、文化“大跃进”的浪漫主义运动，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文化问题。60年代初，被迫实行全面的“退却”式的“调整”。国家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控制也有所放松。在这种情势下，文学的多样化的要求重新提出。一些作家在1957年受挫的批判精神，和对自由意志的怀恋，又有所萌发。
　　　在创作上，这一回却主要呈现在一些“老作家”的写作上。他们中有陈翔鹤、孟超、田汉、冯至、黄秋耘，以及历史学家吴晗、邓拓等。由于年龄、阅历、知识结构、职业特点诸种因素，又可能是接受了几年前的“历史教训”，和当时文学界对“历史题材”创作的提倡(现实生活的严重问题，使作家感到难以表现，文艺界遂提出对历史题材的开拓)，这些作家的创作(小说、戏剧、杂文等)，大都不是直接触及现实生活，它们从历史故事、传说等取材，来融入作家的现实评价。这种创作现象，可以称为象征性或“影射性”的叙述。
　　　1961年的8、9月间，邓拓(注：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50年代，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因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调离。1958年后，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前线》主编。“文革”开始不久，被迫害致死。主要文学作品集有《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63)，《三家村札记》(与吴晗、廖沫沙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邓拓诗文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76)，《邓拓文集》(北京出版社1986)等。)开始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燕山夜话”的随笔、杂感专栏。到次年的12月，共得一百五十余篇。61年的9月，邓拓还与吴晗、廖沫沙一起，以“吴南星”(注：吴，吴晗；南，马南邨，邓拓发表《燕山夜话》用的笔名；星，繁星，廖沫沙写杂文用的笔名。)的共用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的专栏。邓拓等的这些杂文、随笔，常从古代史书，稗史、文人别集、笔记或历史传说、故事中撷取材料，加以阐发引申来议论现实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文化艺术、学术研究等范围广泛的现象、问题。其中，《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个鸡蛋的家当》、《专治“健忘症”》、《堵塞不如开导》、《伟大的空话》、《“放下即实地”》、《王道和霸道》等，被认为对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含有批判和“影射”的内容。
　　　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历史剧，重要的有：陈翔鹤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短篇《杜子美还乡》、《鲁亮侪摘印》，冯至的短篇《白发生黑丝》，田汉的《谢瑶环》(京剧)，孟超的《李慧娘》(京剧)，吴晗的《海瑞罢官》(新编历史剧)等。《陶渊明写〈挽歌〉》(1961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写晚年的陶渊明有一年秋天到庐山见慧远法师，及回家后撰写《挽歌》和《自祭文》的经过，在平淡、有节制的文字里，表现了主人公对“艰难坎坷的一生”的感慨，和对死生的旷达和超脱。过了一年之后，这位早已转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作家，又发表了同样以魏晋历史为素材的《广陵散》(《人民文学》1962年第10期)，讲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因不慕权贵、恣情任性，为钟会构陷，与吕安一起被司马集团杀害。在这两个短篇里，应该说寄寓着作者在当代所经历的政治纷扰的感慨(注：黄秋耘曾记述50年代的陈翔鹤：“他是个共产党员，却对当时那种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感到十分厌倦。在某一次谈心中，他凄然有感地对我说：‘你不是很喜欢嵇康么？嵇康说得好：“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你本来并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不想介入人与人之间的那些无原则纠纷里面，也不想干预什么国家大事，只想一辈子与人无患，与世无争，找一门学问或者文艺下一点功夫，但这是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谤议沸腾’、‘频招怨憎’。”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和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都以唐代诗人杜甫的生活为题材。前者写身经忧患、体衰多病的杜甫悲凉的晚年；后者则写任左拾遗的杜甫被遣归家时目睹的乡村破败、妻儿忍饥挨饿的情景。京剧《李慧娘》根据明代传奇《红梅记》(周夷玉)和戏曲传统剧目《红梅阁》改编。孟超的改编，加重了对鬼魂李慧娘的刻画，渲染她“身为厉鬼而心在世间，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的特征。对这出写复仇鬼魂的戏，廖沫沙在《有鬼无害论》(注：《北京晚报》1961年8月31日。署名繁星。)的文章中加以赞扬，但在1963年，戏本身连同对它的支持，就受到批判。理由是宣扬了“封建迷信思想”，并且，“与其等到死后‘愤火千丈’、‘喷血三尺’，倒不如趁活着的时候挺起胸膛来斗争”，改编者不应该“把正义和豪情、希望和力量，一概都放在人死后，放在鬼身上”(注：梁璧辉《“有鬼无害”论》，《文艺报》1963年第5期。)。在当时创作、改编的戏曲作品中，吴晗的《海瑞罢官》影响最大。吴晗是明史研究专家，50年代末，写了有关海瑞的几篇论文。1959年底，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和其他朋友的约请，编写了这部戏。剧情是1569年夏至1570年春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平反冤狱，除霸安良，退还豪权势要强占的民田的事迹。对于《海瑞罢官》的评价，在“文革”发生的前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长文。接着，围绕剧作和姚的文章，各种政治力量展开激烈的较量。这一事件持续到次年的四、五月间。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的谈话中指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这些小说、戏剧作品，写到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到报国无门的文人对现实的忧虑和慨叹——正直者的仗义执言、以“道”抗“势”，却得不到当权者的信任，反遭迫害。作品中常流贯着忧国忧民的情绪。“文革”中对它们的批判，主要攻击它们“微言暗讽，影射现实”。如《陶渊明写“挽歌”》是影射1962年的“庐山会议”，《海瑞罢官》是为被罢官的彭德怀翻案。“影射”，如果不一定指人物、细节与“时事”的直接对应和比附，而指作品的取材集中点，指整体的情绪、意向的话，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从根本上说，写作历史剧、历史小说的作家的意图，并非要重现“历史”，而是借“历史”以评说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