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发表长篇小说《高干大》的欧阳山(注：欧阳山(1908-)，湖北荆州人。20年代末开始文学活动和写作。参加过左联，1941年到延安。1947年出版的长篇《高干大》，写解放区农村的生活。50年代以后一直在广州工作。)，50年代以后，定居广州，任华南和广东地区文学界的主要领导职务。在五六十年代，欧阳山的小说有中篇《英雄三生》、《前途似锦》和短篇《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金牛与笑女》等。发表于60年代初的这些短篇，由于题材的新颖和写法的特别，而受到注意。这个时间他最重要的创作，是总题为“一代风流”的五卷本长篇。作者说，他1942年在延安时，就有了写作长篇，来反映他经过文艺整风以后，“有了比较明确认识”的“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计划。这一设想，到1957年才得以开始实施。第一卷《三家巷》和第二卷《苦斗》分别出版于1959和1962年。由于“文革”的发生，其他各卷(《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延宕至80年代才全部出齐。小说以周炳的生活经历来结构作品，时间上贯穿自1919年到1949年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五卷中，《苦斗》、尤其是《三家巷》写得较为出色，其他各部笔力已趋衰弱，似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更多的注意。这当然是当代多卷本小说的通例，“一代风流”也不能避免。
　　　《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而《苦斗》则写到“大革命”失败后广州近郊震南村的农民和农场工人的生活。《三家巷》、《苦斗》对“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的叙述，有着当时表现“革命历史”的“史诗性”小说不同的特点。它选择了对重大的历史事迹的侧面描述的角度。“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等，没有成为小说的中心情节，而只是作为背景，在小说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人物对革命斗争的参与，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被安排为描述的重点(周炳参加广州起义的部分，应该说是个“例外”)。三家巷中几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和父辈、儿女之间复杂关系，构成故事的基本线索。周、陈、何三家分属不同的阶级(分别为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时势、政治有不同的反应和态度。但他们是近邻，之间有密切联系；尤其是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害等复杂纠葛的都市日常生活、家庭关系，在书中得到细致描述。另一特点是人物创造上。能留给读者较深印象的，不是那些作者并非不经意的革命者、共产党员形象，而是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
　　　这两个“特色”，也是60年代对小说评价上分歧的焦点，同时，也是小说内在结构矛盾的“根源”。《三家巷》、《苦斗》出版后，发生了评价上的争论(注：当时发表的重要评论文章、著作、材料有：昭彦《革命春秋的序曲——喜读〈三家巷〉》(《文艺报》1960年第2期)，易征、张绰《谈谈〈三家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蔡葵《周炳形象及其他——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缪俊杰等《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综述》(《文艺报》1964年第10期)，陆一帆《〈三家巷〉〈苦斗〉的错误思想倾向》(《文学评论》1964年第5期)等。)。侧重日常生活情景和亲友、恋人之间纠葛的描述，重视社会风俗的细致描写，以及周炳、陈文婷等的行为和思想感情状态，在小说的批评者看来，是以生活风俗画冲淡了革命气氛，粉饰了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现实。即使是为这两部小说辩护的论者，也会指出这种描述方式对反映“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和面貌所存在的不足，指出作家对周炳的弱点的“批判”不够，对他与诸多女性关系的描写格调不高。这里，涉及的是“革命小说”与过去的“言情小说”的关系问题。从晚清到现代，“革命”与“恋爱”已经是小说的基本模式之一。50年代以后，由于“革命”的崇高地位的强化，也由于现代“言情小说”受到的“压抑”，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更加谨慎、节制。欧阳山却多少离开了这种严格的局限。“革命加恋爱”的人物关系和情节类型，传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格调，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表现。正因为如此，认为借鉴白话言情小说的方式来表现现代革命是不协调的当时批评界，便会把《三家巷》、《苦斗》的这种表现，看作是对陈旧的美学情调和气息的不健康的迷恋。60年代围绕这些小说的争论，如果从小说类型的层面观察，提出的正是“言情小说”在当代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三家巷》的作者当然是要严肃地讲述，也多少明白“才子佳人”和他们的爱情，在现代革命小说中，既不应占有太多篇幅，也不具独立的性质——只有作为对“革命”的或正或反的证明才能存在。但情爱的纠葛可能展示的细腻、曲折，加上中国言情小说“传统”所提供的强大的艺术经验，在写作中显然成为更具生命力的东西，而在具体的描述中，有时反而会衬托所着力的“革命”的干枯和简陋。小说在确立表现对象、叙述方式、语言风格上的犹豫，导致了内在结构上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