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移植研究的根本性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本书介绍的所有研究实例统统在比较文学的范畴之内。这样看来，这些研究对于比较文学的开展，也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我国的比较文学的发展，步履维艰。它大约滥觞于上个世纪末，而在本世纪上半叶得到了初步成长，后经数十年的停顿，至文学新时期才又重见中兴之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比较文学还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亟待进一步发展壮大。近十几年，西方学术汹涌而来，比较文学获得了多种多样复兴的借鉴和触媒，其中自然包括汉学家的移植研究。不过我们认为，这一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对它似乎还仅仅限于译介和纂辑。其实，认真研究一下它的性质、特点和探索，可以大大开阔比较文学的视野。下面试做些分析。

　　第一，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文学西播的重任。

　　西方汉学家一般用西文著述，其传播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换句话说，西方汉学置根于西方传统的不涉及中国文学的学术氛围之中，因此他们的移植研究，再加上他们所做的翻译、介绍，更能引起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关注。在当今世界文学与文化频繁交流的大潮中，要求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呼声日高，重视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识者日多，西方汉学家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有见于此，我们就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伟业中，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如何作为？是关门闭户做文章，还是采取积极态度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以介绍中国文学，播扬中国文化？自不待言，我们应该像西方汉学家那样，以后者为己任，直接沟通纯西方传统的学术研究。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登载中国文学的西文刊物、以及印行的有关书籍都还不多，整个西译的规模不算大，古典文学的西译就更薄弱些，而且还有重译介而轻研究的弊端……。因此，我国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西文书刊，在西方没有产生足够的、应有的影响。事实上，国内学者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情况： 

　　近代以来迄今，如果说西方文学涌入中国是滔滔洪流的话，那么中国文学流入西方的只能算是涓涓细流。中西比较文学研究正是在这种双边交流极不平衡、双方对话相当困难的背景下展开的。13 

　　这显然与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的现状、与我们应负的天职，很不相称。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正视这一现实，应该调整力量，创造条件，更好地担负起促使中国文学西播的大任。

　　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沟通中西学术的有效途径。

　　欲图播扬于西方，必先沟通学术，欲图沟通学术，必先通过“语言”关。这里所说的“语言”，主要不是日常运用的自然语言（natural language，尽管它也十分重要，甚至是翻译学的重要内容），而是学者们大量使用的学术语言。西方每一理论流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术语，不去掌握它们，就难以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就难以顺利而有效地介绍中国文学。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种以西解中的深刻矛盾。怎么办？不妨先看看西方汉学家的做法。刘若愚说：

　　我一方面不赞成不加区别地运用现代西方的批评术语、概念、方法和标准来研究中国诗歌，另一方面也不同意走向另一极端，坚持认为只有采取中国的传统方法才能研究这种诗歌……。14 

　　他所寻找的显然是一种中西结合的途径，一条真正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途径。这种做法无疑是十分妥当的，百余年来许多新学先驱都主张这么做，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汉学家修订、改造并且引申西方理论，其目的也是在于使之更好地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学。看来要想让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到它的真质与真貌，坚持中西结合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沟通学术的另一内容是向国内学术界传达西方的学术信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西方文艺理论益加状如洪流，滔滔而至，我国比较文学学者（广义上的）辛勤译介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不过，在运用这些新引进的理论、概念、术语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时，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满纸新语，泥洋不化，以致写到令人不解的地步，这固然是一种极端现象，但真正能够达到运用自如、水到渠成这一境界的，似乎也不多见。移植研究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运用西方理论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该在深入浅出（而不是故弄玄虚）地讲明西论要旨和概念的基础上，像西方汉学家那样强调一下中西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样一来，就必然导致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开展。

　　第三，由此可以看到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

　　从表面上看，比较诗学纯属理论研究者的专业领域，其实不然，比较文学的许多研究分支都与它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譬如说平行比较中西文学作品、从事以西解中的尝试、译介西方文艺理论等等，就不可能避开中西诗学的比较。前两种情况在西方的移植研究中，显然是有大量事实可以充作佐证的，此处不再赘述。现在来看一下译介西论与比较诗学的关系。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投入大量人力进行译介或者评述而很少过问自己文学遗产的情况。譬如说介绍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新近流行的文化研究，就止于介绍而已，几乎无人考察我国从古至今有什么与之相关的说法。诚然，西论新颖处颇多，决不可能求得一一对应，但忽略这一步骤，往往会造成唯“洋”是从的偏向。诚然，盲目地说人有之者我亦有之，或者虚荣地说人有之者皆出于我（如“西学中源”说之类），是一种不足取的态度，不过，人家有的我们自家确实也有，反倒视而不见，不问不闻，这种态度恐怕也不值得称道。且不说我国学贯中西、淹博古今的名家如王国维、朱光潜、闻一多、钱锺书等，无不着意于中西结合；即使就西方汉学家而言，他们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学或文论时，也每每做些中西诗学的比较，向人揭示中国古人的先见与创见（参见下一节的实例），证明修正并发展西论实乃客观之必需。这与我国多少有点一味求洋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能要求翻译家人人去做中西诗学的比较，但起码应该在整个比较文学研究力量中有一部分人去做这项工作。只有深刻地了解自己，才能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才能知道人家东西的优劣短长，才能更好地运用借来的东西。所谓“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鲁迅《摩罗诗力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移植研究中已有大量事实说明，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是推动比较文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之一。

　　第四，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学派应该有恢弘的气概。

　　一个学派的名称，多半是后人的赐予。这诚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走得很坚实，好事者便会赐之以名。自己宣布为某某学派的先例，历史上并非没有，但相对较少。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自称“中国学派”，倒也是显示非凡气概、增强凝聚力的好事。不过关键不在于名谓之争，而在于实际工作。于是便有了“阐发法”为其一个特点等等策略。西方汉学家由于专攻中国文学研究，从广义上说，也可算做“中国学派”。单就他们的移植研究及其预示的前景来看，“中国学派”起码在下述几个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⑴梳理中外文学关系史；

　　⑵开展以中外比较文化为根基的文学研究；

　　⑶开展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⑷开辟新的平行比较研究领域，如中西间的比较修辞学、比较风格学、比较文类学、比较主题学、比较叙事学等；

　　⑸移植西论（但不强调模仿和套用，而强调修正和发展）以研究中国文学；

　　⑹清理遗产，兼取西学，以创建新的文学理论。

　　这些研究均与中国文学有关，足可成为“中国学派”的特色，很值得深入持久地探索下去。事实上，在某些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或者已经着手进行探索，或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甚至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如果我们做出了更加出色的成绩，那么“中国学派”也就会名副其实地自立于国际学派之林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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