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我国移植西论尝试迅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长达七、八十年之久，可明显分为建国前、建国后和文学新时期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个巨变迭起、风云激荡的历史时期，这时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论争重又被激化起来。在文学界，有一股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与之相应，它不断引进西方的革命理论，以为文学运动鲜明的旗帜。此外，还有许多从其他角度寻求创新的学者，也仍然在执着地介绍异邦的“新声”和“新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形形色色的创作理论（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批评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精神分析理论、诗语研究理论、比较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如联觉说、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摹仿说）以及文化理论（如罗素的文化互补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陆续传到了我国，清末民初已初具规模的西论移植，至此更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旺盛的发展势头。
　　古典文学研究与西方理论的进一步联姻，为我国的比较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在三十年代，法国影响学派的理论著作，译成中文后得以流传。不过，由于翻译文学的启迪，我国的研究实践不仅先于理论的引进，而且突破了西方理论所介绍的比较方法。根据史实考察文学间的关联，是当时法国学派的主张，我国有的学者也把它视之为比较文学的“真谛”，并且认为采用此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种研究成绩斐然，陈铨论中国文学对于歌德的影响，方重论中国文学在英国的传播，陈寅恪论印度佛教故事在中国文学作品里的演变等等，8 均属探赜索隐的力作。平行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一种方法，到了五十年代才由美国学派正式提出，但在这时我国学者已经开始从事这种研究，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吴康的“中西文体辨”、梁宗岱的“李白与歌德”论、尧子的读“《西厢记》与罗密欧、朱丽叶”、钱锺书论中西文学批评等等，9 即是不问影响之有无，而专在作品文学性上做文章的例证。跨越学科界限来研究文学，是美国学派后来才极力推行的另一主张，但这时在我国也不乏这种研究的实例，如朱维之的《中国文学底宗教背景》。10 朱光潜独辟蹊径，致力于美学与文学的结合，既介绍西方的文艺心理学理论（偶有以中国文学作品加以印证的例子），又以西方理论解说中国古典诗歌，咸认是一代宗师。钱锺书所撰《谈艺录》（1948）一书，更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它虽然仍带有传统批评形式的特点，但“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自序），或者中西比较，或者以西证中，广征博引，精推细阐，是一部不刊之论。朱、钱二氏以及闻一多、朱自清等所做的以西解中的尝试，实质上就是本书所说的移用研究。
　　学术研究从印象式的鉴赏转向科学的归纳、演绎、比较和分析，也是这个时期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种标志。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说，“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他认为研究者（而非鉴赏者）要通过两段前后相连的“必由之路”，一段是培根始倡的“归纳的考察”，一段是达尔文树立的“进化的观念”。由此出发，才能去开辟研究文学的新途径。11
　　“五四”前后东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革命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有着特殊的际遇。它经过共产党人（以及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长期不懈的传播，特别是经过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的发挥，逐渐成了指引革命文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主要是指文艺创作，而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它还要等到第二阶段的到来才能产生巨大的影响。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占据了主导地位。
　　从本源上和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并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它与其他西方理论，原则上并未构成互相排斥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根据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宣告了精神生产的未来：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共产党宣言》
　　在中国，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四十年代，他曾经主张对中国古代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也主张要“大量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到了五十年代，他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并且指出了学习外国应有的态度：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 、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常抄，机械搬运。
　　——《论十大关系》
　　因为“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之后，“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为了摆正各种艺术流派和学术流派之间的位置，他又明确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以繁荣文艺，发展科学。他阐释说：
　　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 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些论述正确解决了兼收并蓄、洋为中用的目的和态度问题，均有利于中西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不过，由于“左”倾路线的长期干扰，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翻译界，所译的对象一般要经过严格挑选。一些被认为是进步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关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才得以介绍；许多在本世纪涌现出来的西方理论，则往往被目为打有资产阶级的印记，而遭到冷遇或排斥。在学术研究界，古典文学研究往往与政治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这个时期的《红楼梦》和《水浒》研究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五十年代，李希凡和蓝翎的评《红》文章，被说成是“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钟洛《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之时，《水浒传》又变成了一本反面教材，举国上下，口诛笔伐，批判这部小说及其评者所体现的投降主义路线。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做法，破坏了应有的学术氛围，阻碍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正常发展。就一般情况而言，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使学者们倾向在阶级性、人民性、人性等方面大做文章，或者简单地为作品作家贴标签，以之代替细致的思想性分析，代替复杂的内容与形式如何统一的探讨。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在文艺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典型及其意义、现实主义手法等等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即使在西方，它也被认为是重要的批评模式之一。所以，在建国以后的二三十年里，古典文学研究者本着这一观点所做的工作，譬如说整理古籍、梳理文学史、撰写文学概论、深入而细致地探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等，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无论如何，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长期起主导作用，而且最终成为我国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延伸，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
　　打倒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结束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现当代的中西文学交流迅即进入了空前繁荣的第三阶段。在这种形势下，翻译界显得异常活跃，本世纪及其以前的未得引进的理论流派，古今美学、比较文学、现当代种种流派，几乎均有专书介绍，大有务求穷尽而后止的势头。与此同时，梳理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评介各主要流派的著作，也开始应运而生。新理论的引进，开阔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视野，于是近几年出现了方法论热，至今方兴未艾。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理论的碰撞，尽管时而出现一些草率的尝试而遭人诟病，但毕竟又有了新的起色。老一代学者将中西熔为一炉的新的研究（如钱锺书的《管锥编》），体现着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样板。所有这一切，均是世纪之交即已开始的移植研究的继续。
　　更为重要的是，新理论的介绍引起了理论界严肃认真的思考。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西方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到底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是单纯地多元并存？还是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还是将多元纳入一元？这些思考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如下问题：在世界性文化与文学交流日趋频繁的时代，坚持吸收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发展自己的文学理论？这些问题的解决，必将为我国理论界和批评界带来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