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移植研究则是另一种情形。它与西方神学联系较少，而一直是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借鉴运动结合在一起。它的内涵也比西方的移植研究复杂些，因为它不仅涉及总体性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而且同时涉及创作理论和批评理论（前者也不乏用之于研究的例证）；它不仅要直接译介，而且要从西方作品中间接获得文学思想和理论，甚至要广泛借鉴西方以建立自己的新理论。如上所述，这一部分超出了西方汉学，本不属于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但为了提供中国文学与西方文论碰撞的全貌，对此也简略地附说如下。

　　明代万历年间西方传教士东来之日，正值宋明理学游谈空疏，浮于末流，逐渐走向衰微之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学术思想首先与我国的经学研究发生了碰撞。
　　来华传教士根据汉籍证实西教的做法，在今天看来自然是荒诞不经的，但他们的“实学”精神，却给当时与之密切接触的我国学人以深刻的影响。正如冯应京评论利玛窦《天主实义》时所说：“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空谈之误。愚生亦晚，足不偏阃域，识不越井天，第目击空谈之弊，而乐夫人之实谈也。”1 西人深钻古籍据以阐说的务实精神，与空谈义理、心性的时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李之藻从经学立场上更加明确地赞扬利玛窦的特殊贡献：“利先生学术，一本事天，谈天之所以为天甚晰。……彼其梯航琛贽，自古不与中国相通，初不闻有所谓羲、文、周、孔之教，故其为说，亦初不袭吾濂、洛、关、闽之解，而特于小心昭事大旨，乃与经传所记，如券斯合。”2 尽管这种务实精神与其说是表现在西人对中国古籍的研究上，不如说是更集中地表现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上，但所有这一切均给我国学人以深刻的启发。明季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徐光启，即从中领悟到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格物穷理之学”：
　　余尝谓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退而思之，穷年累月，愈见其说之必然而不可易也。3
　　许多学者一方面称赞西方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方法，一方面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们并不主张抛弃中华文明，全盘接收西学，而是如徐光启那样，明智地主张“会通以求超胜”，“兼收西法，参合诸家”4 。由此看来，西方的学术影响是潜在的、综合的。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点，试图在西方实学和乾嘉汉学之间建立某种联系，5 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如果说西方传教士的学术影响只能算作我国移植西论的一个序曲的话，那么在进入近代以后，移植的壮举便开始了它正式的乐章。在那个时代，许多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新民之路，将目光投向了欧西诸国，或者学习他们的船坚炮利，或者借鉴他们的典章制度，志在“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这一规模空前的文化交流的动势，引起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反响，于是有诸如“中体西用”、“西学中源”、“中西调和”等说争辩于世。文学界的西论移植也于此时始露端绪，因此不能不染有这种文化论争的时代色彩。
　　在世纪之交，以西方文学为楷模的呼声终于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改良派梁启超所谓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也以此为重要内容。一时间，黄遵宪宣扬“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与丘菽园书》），严复和夏曾佑宣扬“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更是极力鼓吹政治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译印政治小说序》）这些宣传不仅为移植西论创造了有利的气氛，而且体现了西方的进化论思想，换句话说，他们所着重强调的无非是文学作品在社会变革中的教育、感化作用。另一方面，鲁迅、周作人、马君武、苏曼殊、李大钊等人则在“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之时，更具体地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并且纷纷以译笔使得“欧墨新潮尽向东”（马君武语），为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特别强调西方浪漫主义诗派“争天拒俗”的反叛精神，以及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际作为，对后来文学运动的影响就更大些。
　　与此同时，翻译小说的涌现也拓宽了小说研究的视野，从而出现了一些中西小说相互比较的评论。林纾是一代名译，又熟谙古文义法，译作告竣，常常品鉴中外小说的优劣异同。例如，他认为英国小说家哈葛德与中国古文家韩愈、司马迁行文布局，颇有相同之处（《洪罕女郎传》跋语）。这种深入细微的比较，开创了我国中西平行比较的先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林氏并非直接引证西方的文学理论，而是以其高度的艺术敏感力，从那些已译述过来的小说作品中去体验西方的美学思想和技巧观，然后再将体验所得用来反思中国的小说作品。他对施耐庵的评论即是一个范例。依他之见，施氏写梁山好汉，开卷时“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邱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而迭更司适得其反，他“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块肉余生述>前编序》）在具体问题上他这样说，并不表明他一味地“心醉西风”，因为他劝世人莫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出处同上）。这种清醒的认识，即使在今天，也仍有现实意义。
　　在学术研究领域，陈独秀看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举国皆知”我国学术“相形见绌”。6 不过人们对于是否应该借鉴西方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者肯定“异日发扬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或者声称“中西学术本无通途，适有会合，亦庄周所谓‘射者非前期而中也’”（章炳麟《与人论朴学报书》）。不过，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西方学术还是陆陆续续地自西徂东，使我国传统学术在质的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下面，我们仅举两例，即可说明这一点。
　　一例关于文学史的撰写。在本世纪最初的一两年，英国学者翟理斯和德国学者顾维廉（Wilhelm Grube）先后每人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可能是由于语种的关系，翟著在我国有些反响。在本世纪之前，我国以史观文者，多不胜数，但不见现代意义上的专门性著作。正如郑振铎所说，“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迄今所知，我国正式以“文学史”为名而刊行的著作，为林传甲所作。尽管林氏于卷首自称“传甲斯编，将仿日本　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但其事亦在上述西人之后，所以有人断言，“借鉴和运用西方近代编写文学史的体例来自撰《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认为是林传甲。”7 在黄人的同名文学史著作中，进化论思想至为明显。他认为，人心、世运进化同途，社会、文学荣衰与共，而且据此详细阐述了他的“进化轨迹乃为螺旋形”之说。
　　另一例关于王国维移西就中的尝试。王氏在学术上锐意创新，除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外，他还能够“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静安遗书序》）。他之所以要融合中西，如上所述，是因为他意识到了学术的前途就在于“兼通”二字。兼通，意味着截长补短，这又必须对中西学术的特质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西人专于思辩，长于抽象，且精于分类，遇事无不用“综括”和“分析”二法，中国人则长于实践，疏于理论，以具体知识为满足，几乎不再穷究分类之事（《论新学语之输入》）。因此借用西论，乃当务之急。他的借鉴同样有袭用，也有创造。从吸收西论的方式看，他视《红楼梦》为“悲剧中之悲剧”、说明传奇“无非喜剧”、元杂剧《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最有悲剧之性质”等等，是基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但也掺有他的悲观主义）；而于“优美”和“壮美”之外，他另立“眩惑”一说，则是对康德、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引申。从学术研究的方法看，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摒弃繁琐考证，充分发挥西论的思辩特点，对这部小说的蕴含和价值做了深刻、细致而周密的解说，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