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台湾和香港作为特殊的政治地区，既延续着传统的学术研究，又经常接触西方新涌现的学术思想。历年来负笈西去留学深造的青年学者为数不少，他们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或者加入外籍，或者返回故乡，时常用中西两种语言著述，而在台港或者西方发表。在此创办的一些中、外文刊物，如《新亚学报》、《中外文学》、《译丛》、《中国文化》、《淡江评论》、《汉学研究》等等，均刊载一定数量的评介西论或移西就中的文章。所以，台港学术呈现着明显的多面性：它既有传统学术，又有现代学术，既属于中国学术，又部分地属于国际学术（因为它的一部分与世界、尤其是西方学术有所交叠）。
　　在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上出现了所谓“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两种创作观点，实际上它们也预示着未来学术界的两种主要倾向。这时，夏济安向大学生推荐美国学者布鲁克斯的《精制之瓮》（详见第七章第一节），堪称介绍新批评理论的先行者。还有一些学者甚至已经开始走中西结合的道路，例如张健比较中西文学理论、余光中采用西论分析中国古诗句法，但他们似乎只是默默耕耘，尚未大力提倡引进西方理论。12
　　新学术的引进难免要与旧学术发生冲突，七十年代初新学渐盛之时，这种冲突的序幕便揭开了。运用西方的神话和原型批评来研究古典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当然是新鲜事，论者侯健感到首先应该清除传统的观点。因此，他一开篇便批评所谓它“文字不佳，结构零乱”（刘大杰《中国文学发达史》）、“不及《西游记》远甚”（鲁迅《中国小说史》）等看法，认为前人“囿于成见”，“过分狭隘”，以致“没有发现它的价值与兴趣”。13 台湾大学教授颜元叔 ，是西方批评方法的热情倡导者，他自己也亲自做些移西就中的尝试，以新批评派的方法分析王融、李益、白居易、朱庆馀的诗歌。1973年，叶嘉莹撰文暗示现代方法使古典诗歌批评出现了危机 。14 颜元叔在《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兼答叶嘉莹女士”，指出新旧方法的区别在于着重文学的内在研究还是外在研究：
　　近几年来，有少数如我这种人，用一点西洋的批评方法与观点，来谈论几首中国古典诗。这种方法的基本精神是拿文学当文学研究，不拿文学当历史或传记文献来研究；这种研究着重文学的结构与字质两方面；外加一点佛洛伊德及佛勒哲 15 等人对人性的理论，作为文学内涵解说之助，如是而已。
　　他还补充说，“一般人对任何新奇的事物 ，总是怀有恐惧”。16 不过，这次笔墨官司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风波。
　　1976年，在台湾终于发生了一场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大辩论，辩论双方一是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一是新方法的倡导者颜元叔。是年前者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题为《追念钱锺书先生》（按：原文如此，海外对此事有误传）的文章，副题则为“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趋向”。他热情称赞钱氏的《谈艺录》，并称之为中国传统“诗话词话”之集大成，反之，他不满台湾和美国流行的“用新观点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之风”。他说：
　　一个人文学作品读得极少，“感受力”和“洞察力”极弱，不管他借用任何最时髦、最科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也无法变成一位批评家 ，他只是“人云亦云”，向某一派、某一权威俯首称臣的可怜虫而已。17
　　主张“就文学论文学”的颜元叔，当时对英美新批评的兴趣依然未减，随即以《印象主义的复辟》为题，撰文予以驳斥。他认为，夏氏所推崇的“诗话词话”不过是“朦胧晦涩”的“印象主义批评”而已。他旗帜鲜明地主张：
　　采撷西洋的批评理论与方法，审慎纳入或配合中国已有传统，或以之作为解说的工具，或以之作为加强的支柱，或以之作为开辟新途径的助力。总之，这必须是一个中西互相参证熔合的过程。18
　　随后前者又发表了《劝学篇》进行辩解，指出新批评“自命科学而显已过时”，而在美国近二十年来人们已对“文学家的传记”最感兴趣。后者再次撰文致“敬爱的夏教授”（此即文题），针对新批评是否应该在台湾推广、文学批评与文人传记孰轻孰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场辩论就其实质而言，也许称得上是台湾文学批评史上传统派与革新派两种学术倾向的一次交锋。事隔两三年以后，有人较为公允地总结了这次争鸣，指出“传统的批评方法和新颖的批评方法”应该“相互协调与综合”，并且认为“批评方法的适切运用”和“东西文学的比较会通”这两个要点，值得认真加以思考。19
　　在传统派大声疾呼和严厉批驳之时，借鉴西方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受到遏制。也就是在这一年，古添洪与陈慧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积极提倡这种“援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以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的做法。稍后，古添洪在为自己的文集撰写序言时，又明确地称之为“阐发”研究：
　　在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上，除了作影响及异同研究外，中国学者似乎又垦辟了一条新途径，也就是阐发。20
　　但他们也强调，研究者最好“能以中国文学研究作试验场，对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有所修订”，同时“能以中国的文学观点，如神韵、肌理、风骨等，对西方文学作一重估”。21 这种主张颇具胆识 ，无疑是向比较文学界“欧洲中心主义”的公开挑战，这不仅有利于西论的东播，而且有利于中论的西播。
　　最近一二十年，台港的移用研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积极介绍西方现代的、乃至新近涌现的理论流派；或者翻译全文，或者撮要译介，遇有新术语，亦铸新词译之。22（二）积极而大胆地进行西论中用、中西比较的尝试，新作新论，屡有所见，在某些研究领域甚至比西方汉学还要活跃。（三）与西方学术界保持着日益密切的联系，如举办中外学术研讨会、译介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等等。
　　新时期以来，随着海峡两岸、中西之间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强，大陆与台港、中国和西方的移植研究，渐渐呈现出了合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