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文字传入欧洲以来，西方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对它抱有神秘之感，认为它们是记录宇宙万物蓬勃生机的深奥莫测的符号，值得认真加以解读。这种态度不仅影响到了他们的中国文化观，而且影响到了他们的诗歌观。有的学者从汉字形体结构出发，进而延伸到语言、意象和句法诸层次，试图建立一种特殊的诗媒理论——汉字诗学。 　
　　汉字诗学的基石是费诺罗萨的名文《汉字作为诗歌媒介》，顾名思义，可知它是根据汉字建立起来的一种诗歌理论。
　　欧内斯特·F·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是美国诗人、文艺理论家，在世纪之交曾数次赴日讲学。这期间，他研究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术，撰有《中日美术史纲》和《能剧——日本古典戏剧研究》等著作。1 由于在保护日本的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受到了日本政府的嘉奖。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汉学家，跟着森槐南学习过汉语和汉诗，请有贺长雄做他的助手，从而与中国文学也结下了一段奇缘。他认识了二百多个汉字的偏旁部首和其他部件，学习了大量中国和日本的诗歌；他常常一面读中国诗，一面讨论美国诗人爱默生；在谈到李白时，他曾经说：“大自然、人、伦理、道家的幻想和释家的虔诚，无不自然而然的朋友而进入他的诗篇。”2 不过，他并没有深入学习下去，只是学到了一些基本常识，但由于他具有艺术家的慧眼，才认定汉字是他长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十分理想的诗歌媒介。
　　原来，他志在“更新艺术的个性和个性的艺术”，欲图寻找一种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视觉诗”，使所有读者能够自由体验艺术家的匠心。3 他认为，西方的分析性思维不符合艺术的本质，艺术所需要的应该是综合性思维。综合性思维不需要抽象语言，而是——
　　需要一种富于包孕的语言；一些丰富多采、饶有趣味、意义隽永、表达充分的词语，其中心充荷着密实的意义，一如原子之核，然后向广袤无垠的空间放射光芒，一如巨块星云。4
　　诗歌语言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然而，在他看来，拼音文字受字形、语法、逻辑等要素的限制，本身不无缺点；而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却包含着一个栩栩如生、直接可见的意象世界，天然地充盈着盎然的诗意。于是他在1908年去世前的某个时间，写下了一篇题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论稿，盛赞汉字的形象性、动态感、隐喻性和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的性质。
　　后来，这篇文章（以及费氏的其他一些手稿）落到了现代派诗人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的手中。他稍稍做了整理，并且根据题旨添了一个醒目的副题——“诗歌的艺术”和一篇类似编者按的小序，将全文发表在1919年的《小评论》上。他在序中强调，“这里不是简单的语言学上的讨论，而是关于所有美学的基本原理的讨论”。1936年，他又附写了一篇简短的前言，肯定费氏文章对研究英语动词的贡献，略述自己对几个常见汉语动词的看法，便使它以单行本的形式面向读者。他原来认为，费诺罗萨“是一位既不自知也不为人知的先驱者”（序言），但经他大力宣传以后，费氏这篇文章已成为蜚声文坛的名文。
　　在《汉字作为诗歌媒介》中，费氏首先指出了英美长久“忽视和误解东方文化中较深刻的问题”的不幸，强调中国有高度的文明，有双倍于他们的文献资料，并且认为中国人民是理想主义者，是重大原理的实践者，其历史在开创目标崇高、成就卓然的世界方面，堪与地中海沿岸人民的历史相媲美。因此，他接着说，“我们需要他们最好的样板来充实我们，这些是在艺术中、在文学中以及在其生活悲剧中神圣化了的样板。”
　　他也反对把中日诗歌目为近似娱乐、寻常而幼稚、难以立于世界严肃文学之林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虽然在几个世纪之前就颇多地丧失了创造性的自我和关于自我生活的洞见，但其原始精神仍褒有生命，仍在成长着，表现着，而且将原来所有的新颖之处传到了日本。他觉得介绍中国诗歌不无乐趣。
　　不过，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汉字诗学，所以他在转入正文时分明地写道：
　　我的论题是诗歌，不是语言，但诗歌的根基在语言之中。研究像书面汉语那样十分不同的语言时，有必要考察那些组成诗学的普遍的形式因素，如何生发出有用的养料。
　　显然，他试图从汉语的文字层次进入语言层次，然后再进入诗学层次。
　　他的诗学理论以汉字的形象性为基点，由此引申出了如下三个主要论点：
　　（一）运动说——诗歌应传达力的转移；
　　（二）隐喻说——诗歌的本质在于隐喻；
　　（三）弦外之音说——诗歌应富有附加的意蕴。
　　下面，我们逐项加以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