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论前后七子之诗论，不可不先述七子以前之诗坛，从明初讲起。时初道学家之诗论，如宋濂、如方孝孺，都是根本否定诗人之诗的。宋濂《题许先生古诗后序》说：“诗文本出于一源，┅┅沿及后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诗人之分。自此说一行，仁义道德之辞遂为诗家大禁，而风花烟鸟之章，留连于海内矣，不亦悲夫！”（《宋学士全集》十二）他根本否定了诗人之诗。方孝孺《刘氏诗序》说：“近世之诗，大异于古，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者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拘而无味。或以简淡为高，或以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逊志斋集》十二）他又根本否认了诗人所定的标格。又其《答张廷璧书》云：“后世之作者，较奇丽之辞于毫末，自谓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浅陋浮薄，非果能为奇也。稚子刻雪以为娱目之具，当其前陈，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荡乎无有，尚焉取其为奇也哉？”（《逊志斋集》十一）他又根本否认了有所谓作诗之技巧。这种论调好似和前后七子的诗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正因他们看不起后世之诗，所以无意中就提出了师古而不师心的主张。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宋学士全集》二十八）就是这种意见。既要师古，于是辨别诸家之音节体制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条件。所以宋氏《刘兵部诗集序》又说：“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宋学士全集》六）那么和前后七子的诗论，也就多少有些关系了。

　　至于明初诗人之诗论，则更值得重视。贝琼是明初最早的诗人，他虽学诗于杨维桢，而作风与主张均和“铁崖体”不尽同。《四库总目》称琼学维桢所长，不学其所短，也说得很对。大抵贝氏论诗，仍主唐音。其《乾坤清气序》谓：“诗盛于唐，尚矣！盛唐之诗称李太白杜少陵而止，乾坤清气常靳于人，二子得所靳而形之诗”，（《清江集》一）已经可以看出他宗唐的倾向了。大抵推尊盛唐，标举李、杜，原是明初诗坛共同的风气。闽中十子，南园五子，尤足以为这方面的代表。贝氏在《乾坤清气序》中虽说：“宋诗推苏、黄，去李、杜为近，逮宋季而无诗矣”，似乎还没有贬薄宋诗的意思，但于《陇上白云诗稿序》中列举元代诗家以为“金舂玉应，??然有李、杜之气骨，而熙宁、元丰诸家为不足法矣”，（《清江集》二十九）则显然有轻视宋诗之意了。此种见解，差不多支配了明代整个的诗坛。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四库总目》之论高氏诗，称其“天才高逸，┅┅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这话也很对。明初诗坛风气，本来重在拟古，所以高氏亦未能自外，不过因为他才情较富，所以比之当时林鸿，后来李何都能胜一格罢了。高氏之论诗云：“诗之要有〔三〕，（当脱三字）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凫藻集》二，《独庵集序》）据此所言，可知其论诗不局于一端，不拘于一格。“格以辨其体”，故能摹仿古调；“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故于摹仿古调之中有自己的精神意象。周传为《谢晋兰庭集序》论及高氏诗，称其“言选则入于汉魏，言律则入于唐，音响调格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过之”，（《兰庭集》卷首）这即因格调性灵同时兼顾之故。后来李、何，李、王与公安竟陵，互相水火，即因各据一端，不能全备诗道，于是成为抵牾而不相容了。他则不欲如此，故以多师为师。他于《独庵集序》中再说：“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其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这也是后来前后七子的见解，不过前后七子，心胸较狭，宗主单纯，不免有誉此诋彼之习，而且仅事摹拟，不曾做到“时至心融，浑然自成”的境地，所以又有生吞活剥之诮。

　　高?秉，字彦恢，后名廷礼，长乐人，所著有《啸台集》二十卷，《木天清气集》十四卷。

　　当时，闽中诗派以林鸿为领袖。鸿为诗宗法唐人，尤主盛唐。而为之羽翼者，有郑定高?秉诸人，时称十才子。所以高氏论诗亦主盛唐。其所选《唐诗品汇》一书，尤为后来主格调或神韵说者之所宗。王渔洋《香祖笔记》称：“宋、元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体鼓吹》等集，率详中、晚而略初、盛，览之愦愦。杨仲宏唐音始稍区别，有正音，有余响，然犹未畅其说，间有舛谬。迨高廷礼《品汇》出，而所谓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皆井然矣。”是则后来初、盛、中、晚分期之确定，与盛唐诗风格之推崇，全出于高氏此选之提创。

　　高氏《品汇》自序谓：“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须要识得何者为初唐，何者为盛唐，何者为中唐，为晚唐”，是则高氏之于唐诗，仍是沧浪善观气象的本领。后来七子论诗之态度与方法，也全出于高氏。所以钱牧斋因反对七子之故，兼訾沧浪，而亦及于高氏此选。实则高氏序中本已说过：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更有各种分别。那么初、盛、中、晚，原只就大概的趋势言耳，何尝教人拘泥着看。他说：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沈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君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是则每一时代中有沿袭与转变之分，有溯源与逐流之别，而个人性格，又形成种种不同之风格。诸种分别，原自存在，其所以概以初、盛、中、晚标而举之者，不过使其大概趋势易于认识而已。此种方法未尝无用，正如他所说的：“诚使吟咏情性之士，观诗以求其人，因人以知其时，以辨其文章之高下，词气之盛衰，本乎始以达其终，审其变而归于正，则优游敦厚之教，未必无小补云。”所以我以为若用文学史的眼光以读此选，则高氏之论虽有毛病，尚不失为一家之言。若以建立宗派的眼光以读此选，则诚不免有流弊。高氏于李白诸卷之小序，有“使学者入门立志，取正于斯”之语，似欲以一家之心胸，范围后人之耳目，那么当然要为后人所诟病了。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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