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七子均长于论诗而短于论文，故诗论每掩其文论。七子派中如王廷相李维桢等大率囿于传统见解，并无特异之处，而且与李何诸人之持论不尽同，可不赘述。

　　求其真能阐说文必秦汉之旨者，惟王世贞与屠隆二人。王氏之评归有光文，称其“单辞甚工，边幅不足，每得其文读之，未竟辄解，随解辄竭”，（《?州四部稿》一二八，《答陆汝顺》）这也是归文定评。不仅归文，凡示唐宋古文者，大率都有此病。《艺苑卮言》中谓唐之文庸，宋之文陋，（见卷三）唐宋文何以视为庸且陋，即因认为愈趋愈下，安于凡近的缘故。王氏于《古四大家摘言序》云：“宋则庐陵临川南丰眉山者，稍又变之，彼见以为舍筏而觅津，不知其造益易而益就下。明兴，弘正间学士先生稍又变之，非先秦西京弗述，彼见以为溯流而获源，不知其犹堕于蹊也。夫所谓古者，不能据上游以厌群志，而一时轻敏之士，乐于宋之易构而名易猎，众然而趋之。”（《四部稿》六十八）则可知他对于献吉诸人之蹊径未化，不足以厌群志，虽深致忱惜，然其力争上游，固不妨引为同调。至于流连忘返，愈趋愈下的风气，在他也认为必须改革的。

　　不过王氏虽引其端而未畅厥旨，后来屠隆论文，始大阐王李之说。屠氏有一篇《文论》，是他文学批评极重要的一篇。此文虽长，我们不能不全引之。他先申论历代文学以明文必秦汉之旨。他说：

　　世人谈六经者，率谓六经写圣人之心，圣人所称道术，醇粹洁白，晓告天下万世，灿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万世贵之也。夫六经之所贵者道术，因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诗》之和婉，《书》之庄雅，《春秋》之简严，绝无后世文人学士纤?佻巧之态，而风骨格力，高视千古；若《礼·檀弓》，《周礼·考工记》等篇，则又峰峦峭拔，波涛层起，而姿态横生，信文章之大观也。六经而下，《左》《国》之文高峻严整，古雅藻丽，┅┅贾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隽古。┅┅其他若屈大夫之词赋，┅┅庄列之文，┅┅亦天下之奇作矣。譬之大造，寥廓清旷，风日熙明，时固然也，而飘风震雷，扬沙走石，以动威万物，亦岂可少哉？诸子之风骨格力，即言人殊，其道术之醇粹洁白，皆不敢望六经，乃其为古文辞一也。由建安下逮六朝，鲍谢颜沈之流，盛粉泽而掩质素，绘面目而失神情，繁枝叶而离本根，周汉之声，荡焉尽矣。然而?华色泽，比物连汇，亦种种动人。譬之南威西子丽服靓妆，虽非姜姒之雅，端人庄士，或弃而不睨，其实天下之丽，洵美且都矣。

　　在此节中，他完全站在文学的见地，以说明六经之文章技巧，以说明《左》《国》贾马屈宋庄列诸子之文学价值，乃至建安六朝之文所以也有可取之处。于是他再说明唐后无文之意。他说：

　　文体靡于六朝，而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昌黎氏大坏焉。┅┅昌黎氏盖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读其文，仅能摧骈俪为散文耳。妍华虽去，而淡乎无采也；Ο腴虽除，而索乎无味也；繁音虽削，而?乎无声也。其气弱，其格卑，其情缓，其法疏，求之六经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厌六朝之骈俪，而乐昌黎之疏散，翕然相与宗师之。是以韩氏之文，遂为后世之楷模，建标艺坛之上，而群趋旌干之下，一夫奋臂，****同声，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过乎？六经而下，古文词咸在，正变离合，总总夥矣，然未有若昌黎氏者。昌黎之文，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于周汉，则不得传。何者？周汉之文无此者，周汉诚无用此文为也。昌黎氏之所以为当时宗师而名后世者，徒散文耳。今姑无论其他。即如两汉制诰，谁非散文，冲夷平淡，都无波峭之气，而朴茂深严，远而望之，则穆然光沉，迫而视之则神采隐隐，风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邪？论者谓善绘者传其神，善书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盖传先哲之神，而脱其躯壳，模古人之意，而迂其形画者也。奚必六经，必诸子哉！且风骨格力，韩子焉不有也！嗟夫！令韩子不屑屑于拟古，而古意矫然具存，即奚必如六经，如诸子，而自为韩子一家之言可也。今第观其文，卑者单弱而不振，高者诰屈而聱牙，多者装缀而繁芜，寡者率略而简易，虽有他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焉取风骨格力于其间哉！厥后欧苏曾王之文，大都出于韩子，读之可一气尽也，而玩之则使人意消。余每读诸子之文，盖几不能终篇也。标而趋之者，非韩子与？（《文论》）

　　“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这原是何景明的话，不过何氏于此，未曾加以发挥，长卿则称其“淡乎无采”“索乎无味”“?乎无声”，称其“气弱”“格卑”“情缓”“法疏”，称其“卑者单弱而不振，高者诘屈而赘牙，多者装缀而繁芜，寡者率略而简易，尚焉取风格骨力于其间哉！”于是觉得昌黎之文与六经诸子之文气象全不合，而所谓古文之法亡于韩者，于此可以看出其关系。长卿再有一篇《与友人论诗》，（《由拳集》二十三）也曾发挥此意。人家说：“昌黎盖文章家之武库也，何所不有矣”，他则说：“谓昌黎何所不有，周汉独何所无耶？”人家说：“昌黎文大抵雅驯不诡于大道”，他则说：“谓昌黎不诡于大道，周汉独与大道诡耶？”两两相较，高下自显，所以他以为只有立剖判之先，出****之外，高自出奇，才可全不学古。否则，“独奈何能舍周汉而学昌黎氏也”。

　　这样说明，真所谓能立有破，在李、何、王诸人的文论中确未曾见如此博辩闳肆之文，可谓复古潮流中的健将。不仅如此，他于李、何，李、王末流之弊亦痛切言之。他说：

　　明兴，北地李献吉，信阳何仲默，姑苏徐昌?，始力兴周汉之文；诗自《三百篇》而下，则主初唐。厥后诸公继起，气昌而才雄，徒众而力倍，古道遂以大兴，可谓盛矣。然学士大夫之奋起其间者，或抱长才，而乏远识，踔厉之气盛，而陶?之力浅。学《左》《国》才得其高峻而遗其和平；法《史》《汉》者，得其豪宕而遗其浑博；模辞拟法，拘而不化。独观其一，则古色苍然，总而读之，则千篇一律也。愚尝取以自谂，盖亦时时有之，有之而思变之，犹未得其要领焉。嗟乎，文难言哉！愚意作者必取材于经史，而?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拟之，而浩博雄浑，识者自知其为周汉之文，不作昌黎以下语，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独有周汉之句法耳，而其浑博之体未备也，变化之机未熟也，超妙之理未臻也，故吾愿与海内诸君子勉之矣。夫文不程古则不登于上品，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二三君子，苟非得之超妙，无轻议古，苟非深于古，无轻訾韩欧也。夫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将奔走焉；麋而虎皮，人得而寝处之矣。深于古以訾韩欧，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影响古人而求胜之，则麋而虎皮矣。诸君子其无为韩欧寝处载！（《文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举第一义的高格以语人，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似乎在当时是无可反对。不过模辞拟法，拘而不化，一方面是影响古人，一方面亦千篇一律，此则不能不说是学古之病。所以他要“取材于经史而?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他觉得当时文章家“独有周汉之句法耳”，所以主张“不必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拟之”。这实是当时复古说中修正的论调。

　　“取材于经史而?意于心神，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这是两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特别提出这两话可以看出复古说之所以为人诟病，与长卿之怎样修正当时的复古文学。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二十三）《许觉父集序》中也有两句名语，是：“体格法古人而不必立异于今人，句意超今人而不必袭迹于古人”，与长卿所言正是异曲同工。

　　我常想，由长卿之理论言之，则复古之说，真是能立能破，可谓挟天子以令诸侯，理应有所成功；然而结果徒袭形貌，拘而不化，不必待日后之论定，即在当时已起许多非难，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推原其故，不外两种：（一）是古今语言变迁的关系，（二）是文章本质的问题。在当时，宗秦汉与宗唐宋，同样是复古，同样是模拟，实在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分别。然而一般人总觉宗唐宋者得其神，而宗秦汉者拘于貌，此其故，恐怕只有在语言变迁的关系上说明之。语言变迁愈甚，则古今文章的形貌愈离。古今文章的形貌愈离，则规摹学拟，不得不先从形貌上着手。于是“字字而琢之，句句而拟之”，也成为不得不然的现象了。因为不如是则不能得其声调。不能得其声调，则更不能法其气象，而又何风骨格力之足言。所以他说：“借声于周汉而命辞于今日。”借声于周汉，指句法言；命辞于今日，则变化矣。不妨用古人的句法，不妨袭古人的声调，但不可不用现代人的思想。易言之，即不可不说现代的话。瓶是旧的，酒却是新的。何以瓶宜其旧？因为是骨董，其工致可爱，其古雅可赏，所谓“文不程古则不登于上品”。何以酒宜其新？又因其适时，有真味可品，有厚味可甘，所谓“八珍醇醴，以视古者太羹玄酒之风则愧矣，盖太上不贵而后世争驰，天下之甘旨也”。（均见《文论》）这是他要修正的一点。

　　又在当时，李何李王何以要崛起于文坛，不是为了台阁体末流之?单缓冗沓吗？不是为了唐以后文之气弱格卑情缓法疏吗？“读之可一气尽也，而玩之则使人意消”，这诚深中唐宋古文之弊。所以李何李王一以奇岂雄健矫之；其中以二李为尤甚。他们只知学唐宋古文者之卑与弱，而不知其致病之由，乃在别无创见，乃在“超妙之理未臻也”。他们不从超妙之见着手，而只于文章之形貌注意，于是所取于秦汉者，偏主奇崛，则陷单调，如李于鳞便是；兼取其长则伤于芜毁，如王元美便是。要之都是所谓“傍人藩篱，拾人咳唾”者。《由拳集》中又有一篇《与王元美先生书》，论好奇之病云：

　　今夫天，有扬沙走石，则有和风惠日。今夫地，有危峰峭壁，则有平原旷野。今夫江海，有浊浪崩云，则有平波展镜。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则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于扬沙走石，地一于危峰峭壁，江海一于浊浪崩云，人物一于戈矛叱咤，好奇不太过乎？将习见者厌矣。文章大观，奇正离合，瑰丽尔雅，险壮温夷，何所不有！尝试取先民鸿制大作读之，《书》如《盘庚》，《礼》如《檀弓》，《周礼》如《考工记》，亦云奇苦近险矣，而不过偶一为之；其平旷莹澈，揭日月而临大道者，固多。他如《穆天子传》《左》《国》《庄》《骚》秦碑《吕览》诸篇，虽云魁垒多奇，而其中平易者，亦往往不少。惟扬子云好奇，言言艰棘，后世而下，论者为何？平生辛苦，虫鱼自况；出奇间道，终属偏师。（《由拳集》十四）

　　在当时李于鳞之文，其病正坐此。所以他说：“信如于鳞标异，凌厉千古，吞掩前后，则六籍之粹白，汉诏诰之温厚，贾长沙之浩荡，司马子长之疏朗，长卿之词藻，王子渊之才俊，六朝之语丽，不尽废乎？即天又奚以和风惠日为也！”至于王元美之文则包罗《左》《国》，吐纳《庄》《骚》，出入扬马，鞭?褒雄，广大变化，似乎与李不同了；然而他又窃有疑焉；“隽永之中，不嫌杂俎，闳丽之极，间出{分鹿}毫，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群品，题咏靡遗，古今万状，搜罗略尽，无仍伤于杂乎！”王李都是当时复古的大家而受病若是，其他诸人，更可知矣。所以他要“取材于经史而?意于心神”。取材于经史，则“风骨格力陶?之，但不至成为偏师；陶?而运以心神，便不致伤于芜杂。此中有我，呼之欲出，而又何赝古之足病！学古到此，于是”浩博雄浑，识者自知其为周汉之文“，而于文中自能表现个性，这又是他要修正的另一点。

　　此种讲法，在当时李维桢说来，便是才与法的问题。李氏《太函集序》云：“文章之道，有才有法。┅┅法者前人作之，后人述焉，犹射之彀率，工之规矩准绳也。知巧，则存乎才矣。┅┅所贵乎才者，作于法之前，法必可述；述于法之后，法若始作；游于法之中，法不病我；轶于法之外，我不病法；拟议以成其变化，若有法，若无法，而后无遗憾。”（《大泌山房集》十一）这也与屠氏所言是同样的意思。重法，所以必须学古；尚才，自然不致泥法。前者不妨取裁于经史，后者必须?意于心神。李氏在此文中之批评李王谓：“历下语不作汉以后，字不失汉以前，而钩棘涩吻，不必合也；?州篇或有累句，句或有累字，不必合也。”也与长卿的批评有些相类，可知这是时人共有的公论。

　　这样修正，是不是同于一般人之反对七子，诋其摹拟呢？则又不然。主唐宋者不欲摹秦汉之辞，拟秦汉之法；近公安者根本便不主张摹辞拟法；而他则于摹辞拟法之外，似乎觉得应更进一步备其浑博之体，熟其变化之机，而臻其超妙之理，他始终只成为复古论的转变者与修正者，而不成为复古论的反抗者。这就是他们所受时代的限制。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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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