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元代以蒙古族统治中国，原有文化受到摧残，所以一到明代，复古机运也就抬头。朱元璋一做皇帝，在洪武元年就诏复衣冠如唐制，影响所及，文坛也笼罩着复古的色彩。加上《沧浪诗话》从最上乘，悟第一义之说，于是也就提出“文必秦汉”的口号。

　　“文必秦汉”，对于当时?单缓冗沓的台阁体是可以起一些作用的。只因受了纯艺术论的影响，重在形式上的复古，于是就变成生吞活剥了。在当时，“文必秦汉”的口号，事实上是同江西诗人之讲句法诗律是同样的纯艺术的观点，而且也是同样的手法，都是想用古硬雄厚峻峭的风格来振起痿痹，而不知只从形式上着眼，就必然走上聱牙戟口的道路。所以当时唐宋派的文人就要以“文从字顺”的主张来矫正其弊。

　　唐宋派中学欧曾古文最早的王慎中。慎中字道思，号遵岩，晋江人。《明史·文苑传》称“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李攀龙、王世贞后起力排之，卒不能掩。”这些话假使与《遵岩集》中《再上顾未斋书》（《遵岩集》十五）相互比证，那就更容易看出他由秦汉而转变到唐宋的经过。

　　遵岩《与江午坡书》云：“文字法度规矩一不敢背于古，而卒归于自为其言”，（《遵岩集》十七）这即是他论文的宗旨。要归于自为其言，所以“义”必前人所未发；又要法度规矩不背于古，所以“法”又成为学者所应注意的问题。他认为时人之所以误入歧途，即因“病于法之难入，困于义之难精”，（见《曾南丰文粹序》）这种论调可以看作他的义法说。

　　王氏论文见解还不很重要，比较重要的要推唐顺之。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人，所著有《荆川集》及《文编》等。他的学问很博，是个多方面的人。《明史》本传称其“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孤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裨》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我们先须认识他的人是这样多方面的，然后可以知道他所吸受的时代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他的一生起初嗜好诗文，先学李梦阳，及受王慎中的影响始改宗欧、曾，而为唐宋派的领袖。四十以后倾向学道，自言对王龙?只少一拜。所以他《答王遵岩书》就说：“近年来将四十年前伎俩头头放舍，四十年前意见种种抹杀。”（《荆川集》六）由于他一生有这样一个转变，所以他的文论，也就有两个特点：（一）在唐宋派中颇能说明“法”的重要，也就是所以宗主欧曾的理由；（二）王龙?是王学中的左派，因此他论学以天机为宗，而论文也就主张随意流露，又不要拘泥于法了。

　　先讲第一点。荆川有一部重要的选集，即是《文编》。《文编》选辑自周至宋之文，分体排纂，颇示文章法度。其自序谓：“不能无文而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他即提出一个“法”字来与“秦汉派”立异。实则“秦汉派”也讲法，不过对于“法”的意义并不一样。秦汉派之所谓“法”，重在气象；气象不可见，于是于词句求之，于字面求之；结果，求深而得浅，反落于剽窃摹拟。唐宋派之所谓“法”，重在神明；神明亦不可见，于是于开阖顺逆求之，于经纬错综求之，由有定以进窥无定，于是可出新意于绳墨之余。这就是“秦汉”与“唐宋”二派的分别；这就是“秦汉”与“唐宋”二派所以同样是摹拟而成就不同的原因。

　　何况，开阖顺逆之法，原自唐宋文人创之，所以规范唐宋之文，自比较容易。罗万藻代人作《韩临之制艺序》云：“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苏诸大儒设之，遂以为家。出入有度，而神气自流，故自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此观堂集》一）这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段变迁，而这一点是从前人所不曾说明的。秦汉之文原无规矩绳墨可言，故不易窥其法；唐宋之文本有规矩绳墨可遵，所以也易于学。这又是秦汉与唐宋二派的分别，而这二派所以成就不同的原因也在于此。

　　何况，唐宋之文与当时之语言为接近，秦汉之文与当时之语言相隔阂。所以摹唐宋者易于抑扬顿挫种种神情上揣摹，而学秦汉者，便不得不兼学昔人之词汇，与昔人之语法。用昔人之词汇，套昔人之语法，即使能肖，而神明不在是，而变化仍不可能。所以由唐宋门径以读秦汉之文，则神明在心，变化由己；由秦汉派之说以学秦汉之文，则所谓“尺尺而寸寸之”耳，所谓“影子”而已！同样的复古，同样的摹古，只因古今语言之异，而成此不同的结果。这更是“秦汉”与“唐宋”二派重要的分别。

　　《文编序》云：

　　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能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审明之变化也。（《荆川集》十）

　　“文必秦汉”而秦汉文之气象──格──有定，故其窥之也虽欲窥其全而得偏，虽欲窥其大而得小，虽欲窥其醇而得驳，诚以不如是则秦汉文之气象不可得而拟也。如以神明变化为法，则所谓“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者，仿佛如见；而我之学之，所以以新意达之于文者，亦仿佛有由入之途，有可循之迹。这是所谓窥其全，窥其大，窥其醇。论到此，不得不一读他的《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转气，管中以转声。气有湮而复畅，声有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此皆发于天机之自然，而凡为乐者，莫不能然也。最善为乐者，则不然。其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潜乎声气之表。气转于气之未湮，是以湮畅百变，而常若一气；声转于声之未歇，是以歇宣万殊，而常若一声。使喉管声气融而为一，而莫可以窥，盖其机微矣。然而其声与气之必有所转，而所谓开阖首尾之节，凡为乐者莫不皆然者，则不容异也。使不转气与声，则何以为乐，使其转气与声，而可以窥也，则乐何以为神！有贱工者见夫善为乐者之若无所转，而以为果无所转也，于是直其气与声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复，是击腐木湿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异此！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密则疑于无所谓法。严则疑于有法而可窥。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则不容异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议于无法。有人焉，见夫汉以前之文，疑于无法，而以为果无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决裂以为体，??以为词，尽去自古以来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而别为一种臃肿亻君涩浮荡之文。其气离而不属，其声离而不节，其意卑，其语涩，以为秦与汉之文如是也；岂不犹腐木湿鼓之音，而且诧曰，吾之乐合乎神。呜呼！今之言秦与汉者，纷纷是矣！知其果秦乎站否也？（《荆川集》十）

　　他所谓：“气有湮而复畅，声有歇而复宣，阖之以助开，尾之以引首”，即是所谓开阖顺逆之法。然而此法犹有迹可求，唐以后之文属此。他所谓：“气转于气之未湮，是以湮畅百变而常若一气，声转于声之未歇，是以歇宣万殊而常若一声”，也仍不外开阖顺逆之法，然而无迹可求，汉以前之文属此。此其别，实在是法之严与密的问题，乃是法之可窥与不可窥的问题。而法之所以有可窥或不可窥者，乃是语言变迁的关系。语言变迁了，于是疑于无所谓法，而其法遂成为不可窥。不窥其法而徒袭其迹，这是秦汉派所以失败的理由。因此，法遂成了反抗秦汉派的口号，成为反抗秦汉派的法宝。

　　由秦汉文之气象以学秦汉文，仅成貌似；由唐宋文之门径以学秦汉文，转可得其神解。王遵岩《与道原弟书》亦言：“学马迁莫如欧，学班固莫如曾。”（《遵岩集》二十）即是此意。《四库总目提要》之论《文编》云：“自正嘉之后，北地、信阳声价奔走一世，太仓、历下流派弥长；而日久论定，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其原因即在于此。荆川《与两湖书》云：“以应酬之故，亦时不免于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见古人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盖其首尾节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笔墨蹊径之外，则惟神解者而后可以语此。近时文人说秦说汉，说班说马多是呓语耳。庄定山之论文曰：‘得乎心，应乎手，若轮扁之斫轮，不疾不徐，若伯乐之相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顾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于此，故不能穷其妙也。”（《荆川集》五）

　　迨到后来，杜门习静，专精求道，不再欲用此闲精神于文字技俩，于是文格既随以稍变，而论文主张更随以大变。盖有志于文则总期闯入古人阃域，所以有所谓“法”的问题。若无志于文，则目无古人，更有何法之可言。其《答茅鹿门书》云：“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荆川集》七）“故吾”与“今吾”不同，所以荆川文论到了晚年又别走一路。其下文即说明“今吾”之不重在文字技俩。他说：

　　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扌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颛颛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话，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且夫两汉而下之文之不如古者，岂其所谓绳墨转折之精之不尽如哉？秦汉以前，儒家有儒家本色，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以老家必不肯剿儒家之说，纵横家必不肯借墨家之谈，各自其本色而鸣之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其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废。（《荆川集》七）

　　此种论调，简直同于李卓吾（贽）的口吻了，简直成为公安派的主张了。论文到此，唐宋欧曾举不足尚，而又何法之可言！他只要“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他何肯再费其精神尽于言语文字之间。所以他说：“艺苑之门，久已扫迹，虽或意到处，作一两诗，及世缘不得已，作一两篇应酬文字，率鄙陋无一足观者。其为诗也，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其于文也，大率所谓宋头巾气习，求一秦字汉语，了不可得。凡此皆不为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无成也。”（《荆川六集》六，《答皇甫百泉郎中》）

　　上文说过，由何景明之论推之，可以打倒文必秦汉的口号；荆川论法略同大复，何况更加以龙溪之学，所以更会走近公安一路。如云：

　　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虽若不用别人一字一句，只是别人字句，差处只是别人的差，是处只是别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则炉锤在我，金铁尽熔，虽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书》中引《书》引《诗》之类是也。（《荆川集》七，《与洪方洲书》）

　　近来觉得诗文一事，只是直写胸臆，如谚语所谓开口见喉咙者，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扬于云闪缩谲怪，欲说不说，不说又说，此最下者；其心术亦略可知。（同上）

　　从此看来，谓公安、竟陵之文出自左派王学，真是确见。只须于王学有所会得，自会走上这一路去。欲看出荆川文论之转变，不要不于此加以注意。

　　最后，讲到归有光。有光，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人，所著有《震川集》。震川晚年始中进士，名位不显，故其年虽较王唐为长，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关系则较王唐为迟。王唐所反对的目标为李何，而震川所攻击的对象则为王世贞。世贞中进士，在嘉靖二十六年，时震川已四十二岁，迨元美主盟文坛更在其后。故知归王之诋讠其，也是震川晚年的事。

　　震川之攻击元美，见于《项思尧文集序》。他说：

　　盖今世之所为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诽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震川集》二）

　　此文所谓妄庸巨子即指王世贞。世贞闻而笑曰：“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震川说：“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此则故事，见钱牧斋《题归太仆文集》。（《初学集》八十三）牧斋文中再记一则故事，谓“传闻熙甫上公车，赁骡车以行，熙甫俨然中坐，后生弟子执书夹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从容问李空同文云何，因取集中《于肃愍庙碑》以进。熙甫读毕挥之曰：‘文理那得通’。偶拈一帙，得曾子固《书魏郑公传后》，挟册朗诵至五十余过。听者皆欠申欲卧，熙甫沈吟讽咏，犹有余味”云云，可知归氏之学亦宗南丰。他可以称是唐宋派的后殿。后来之为古文者，殆无不受震川的影响。震川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关系虽较王唐为迟，而其影响所及，似较王唐为巨。他说：“文章天地之元气，得之者其气直与天地同流，虽彼其权足以荣辱毁誉其人，而不能以与于吾文章之事。”（《项思尧文集序》）他又说：“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为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震川别集》七，《与沈敬甫》）此老崛强，可于此数语见之。何况他又喜欢讲评点之学，以法度语人，当然影响比王、唐为更大。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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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