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派”以李东阳为领袖。东阳所长在于论诗，至东阳弟子如邵宝诸人始有宗主先秦古文之说。因此，在论述“茶陵派”时亦不妨分别诗文两方面来讲。

　　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人，所著有《怀麓堂集》。集中《诗话》一卷，也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四库总目提要》之论《怀麓堂诗话》，称：“李、何未出以前，东阳实以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摹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至何、李既出，始变其体，然赝古之病，适中其所诋诃，故后人多抑彼而伸此。”其所谓后人，当即指钱谦益一流人。钱氏《初学集》八十三卷有《题怀麓堂诗钞》一文谓：明诗凡三变，由弱病而为狂病，由狂病而为鬼病，惟西涯文足以荡治之云云，当即是所谓抑彼伸此之例了。然我们于此，须知李、何之于西涯，有颇不同之处，也有颇相近之处。由其不同之处言，则抑彼伸此，诚足以荡治当时诗风之流弊。由其相近之处言，则后来李梦阳虽颇诋李东阳，然渊源所自，原不可诬。王元美云：“东阳之于李、何，犹陈涉之启汉高也。”公论自在人心，即李、何一派的人，犹且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形。王士礻真《池北偶谈》卷十四称：“海盐徐丰?《诗谈》云：‘本朝诗莫盛国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唱之，空同、大复继之，自是作者森起，于今为烈’。当时前辈之论如此。盖空同、大复皆及西涯之门，虞山撰《列朝诗选》，乃力分左右袒，长沙何李，界若鸿沟，后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误后学不浅。”是渔洋也不以钱氏之说为然。

　　大抵西涯论诗，还有些近于道学家的见解。如云：“言之成章为文，文之成声者则为诗，诗与文同谓之言，亦各有体而不相乱。”（《怀麓堂集文后稿》四，《匏翁家藏集序》）如云：“夫诗者，人之志兴存焉。故观俗之美者与人之贤者，必于诗。今之为诗者亦或牵缀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怀麓堂集文稿》二，《王城山人诗集序》）这些话都与宋濂、方孝孺之言为近。自此种理论推之，当然不会主张摹拟剽窃，而与李、何一流人之以诗为事者也当然不同。

　　然而西涯与宋、方之诗论，毕竟有分别。最重要的，在他认识诗文各有体而不相乱，所以他不会同宋、方这样以论文的见解去论诗。他曾分别诗文之体制云：

　　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诗又其成声者也。章之为用，贵乎纪述铺叙，发挥而藻饰，操纵开阖，惟所欲为，而必有一定之准。若歌吟咏叹，流通运荡之用，则存乎声，而高下长短之节，亦截乎不可乱。虽律之与度未始不通，而其规制则判而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劝戒，用于天下则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废。古之六经，《易》、《书》、《春秋》、《礼》、《乐》皆文也，惟《风》、《雅》、《颂》则谓之诗，今其为体固在也。近代之诗，李、杜为极，而用之于文或有未备。韩、欧之文亦可谓至矣，而诗之用，议者犹有憾焉。况其下者哉。（《怀木刻堂集文后稿》三，《春雨堂稿序》）

　　诗文之体既别，所以他再说：“故有长于纪述，短于吟讽，终其身而不能变者，其难如此，而或庸言谚语，老妇稚子之所通解，以为绝妙，又若易然。”（《怀麓堂集文稿》五，《沧洲诗集序》）他是真能在诗之体制上去认识诗，而同时即用诗之标准以论诗，所以又不落于学者或文人的见解。

　　正因这样，于是他一方面又开了李、何之诗论。他怎样在诗之体制上以认识诗呢？他指出两条途径，他说：“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怀麓堂诗话》）所谓具眼具耳，即是他所谓识。所以述他论诗之识，应当着眼在格与声两方面；而李、何诗论之渊源，也应在这两方面看出其关系。

　　由声言，他以为诗文之分别，即在声律讽咏的关系。他说：

　　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覆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必其识足以知其{宀交}奥，而才足以发之，然后为得。及天机物理之相感触，则有不烦绳墨而合者。（《沧洲诗集序》）

　　从声律讽咏方面以认识诗之性质，即是他的重要理论。《诗话》中即本沧浪所谓辨别体制的方法，从声律讽咏方面加以阐说，再补充一些声乐的关系。他说：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又取其声之和者以陶写情性，感发志意，动荡血脉，流通精神，有至于手舞足蹈而不自觉者。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俳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则诗之教何必以诗律为哉。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

　　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

　　陈公文论诗专取声，最得要领。潘桢应昌尝谓予诗宫声也。予讶而问之。潘言其父受于乡先辈曰，诗有五声，全备者少，惟得宫声为最优，盖可以兼众声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诗为宫，韩退之之诗为角，以此例之，虽百家可知也。予初欲求声于诗，不过心口相语，然不敢以示人，闻潘言始自信，以为昔人先得我心，天下之理出于自然者固不约而同也。（均见《诗话》）

　　由声乐之关系以论诗之音调，那便与沧浪不尽同。沧浪所论偏于诗之风格，而西涯所论，则重在诗之抑扬抗坠之处，所以沧浪之推尊李杜，在其气象，而西涯之推尊杜甫，在其音节之变化。《诗话》中说：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回视诸作皆在下风。然学者不先得唐调，未可遽为杜学也。

　　五七言古诗，仄韵者上句末字类用平声，惟杜子美多用仄，如《玉华宫》、《哀江头》诸作，概亦可见。其音调起伏顿挫，独为?乔健以别出一格。回视纯用平字者，便觉萎弱无生气。自后则韩退之、苏子瞻有之，故亦健于诸作。此虽细故末节，盖举世历代而不之觉也。偶一启钥，为知音者道之。若用此太多，过于生硬，则又矫枉之失，不可不戒也。

　　古诗与律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调。他能在这种“细故末节”上注意，便是发沧浪之所未发。后来王士礻真赵执信诸人之论古诗声调，恐即受此启示。

　　这虽是西涯论诗之特长，然而西涯之论声，亦有同于沧浪之处。盖他所谓声与格，本不可截然分开。假使把声与格混合言之，那便近于沧浪之所谓“气象”了。他于《怀麓堂诗话》中说：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汉以上古诗弗论；所谓律者，非独字数之同，而凡声之平仄，亦无不同也。然其调之为唐、为宋、为元者，亦较然明甚。此何故耶？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律者，规矩之谓，而其为调，则有巧存焉。苟非心领神会，自有所得，虽日提耳而教之，无益也。

　　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他所谓调之为唐、为宋、为元，即气象之殊；他所谓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也即气象之殊。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也就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格。于是音殊调别，而声的问题，遂转移为格的问题了。

　　由格言，他也受一些沧浪的影响。《诗话》中说：“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又说：“宋诗深去唐却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耳。”这即是沧浪的说法：而后来李、何之摹拟唐音也正受其启示。在这方面，与他论“声”一样，出于沧浪而不同于沧浪，即因他能注意小问题，着眼在细故末节的缘故。《诗话》中说：

　　诗用实字易，用虚字难。盛唐人善用虚字，其开合呼唤，悠扬委曲，皆在于此。用之不善，则柔弱缓散，不复可振，亦当深戒。

　　唐律多于联上着工夫，如雍陶《白鹭》，郑谷《鹧鸪》诗二联，皆学究之高者。至于起结，即不成语矣。如杜子美《白鹰》起句，钱起《湘灵鼓瑟》结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岂易得哉。

　　人但知律诗起结之难，而不知转语之难，第五第七句，尤宜着力。如许浑诗，前联是景，后联又说，殊乏意致耳。

　　他因格的问题于是注意到用字，注意到起结，注意到承转，真可谓细故末节了。此种细故末节，不可泥亦不可废。他说：“律诗起承转合不为无法，但不可泥。泥于法而为之，则撑柱对待，四方八角，无圆活生动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从容间习之余，或溢而为波，或变而为奇，乃有自然之妙。”（《诗话》）所以细故末节虽不可废，仍欲其溢而为波，变而为奇，使有圆活生动之意乃佳。他由声讲到律，由格讲到法，可以说得玄妙，也可以说得入细。因此，他所谓欲得盛唐内法手，点化当时诗人者，即与沧浪之空言宗盛唐不同。

　　由上述二点言，可知李、何诗论可以渊源西涯，而终究与西涯不同。盖其渊源西涯者，只在声与格的问题，都出《沧浪诗话》的关系；而如西涯这般讲声与格，即与李、何不一样；李、何抽象而西涯具体，李、何言轮廓而西涯入细。因此，李、何宗主可以单纯，而西涯则不主一格，所以西涯之诗论中可以包括李、何，而李、何之诗论中不能包括西涯。

　　西涯既不主一格，所以也不主摹拟。他说：

　　今之为诗者能轶宋窥唐已为极致。两汉之体已不复讲，而或者又曰，必为唐，必为宋，规规焉俯首缩步，至不敢易一辞出一语，纵使似之，亦不足贵矣；况未必似乎。说者谓诗有别才非关乎书，诗有别趣非关乎理，然非读书之多，识理之至，则不能作。必博学以聚乎理，取物以广夫才，而比之以声韵，和之以节奏，则其为辞，高可讽，长可咏，近可以述，而远则可以传矣。岂必模某家，效某代，然后谓之诗哉。（《怀麓堂集文稿》八，《镜川先生诗集序》）

　　他只是在声调格律中间指出比较具体的方法，并不于声调格律中以第一义诏人而强人服从，这即是胜于沧浪的地方。他于《诗话》中很不赞成林子羽《鸣盛集》之学唐，与袁凯《在野集》之学杜，因其并无流出肺腑，卓尔有立之处。这即是以第一义诏人的病痛所在。我们不能说西涯论诗不宗唐，不主杜，但是假使说西涯论诗只在宗唐主杜，那就大误。他因不主一格，故于李、杜之外兼取王、孟，而论诗遂重在淡远。他说：“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澹而悠远深厚”，又说：“诗贵意。意贵远不贵近，贵淡不贵浓。”（均见《诗话》）这即是王渔洋神韵说之所自出。渔洋作风之变七子或即受此种论调的暗示。又他既不主一格，自然又不属于第一义之诗。他说：“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细事长语皆著不得，其势必久而渐穷。赖杜诗一出，乃稍为开扩，庶几可尽天下之情事。韩一衍之，苏再衍之，于是情与事无不可尽，而其为格亦渐粗矣。然非具宏才博学，逢泉而泛应，谁与开后学之路哉！”（《诗话》）这又与“公安派”之论调相似，而为后来钱牧斋之所宗。牧斋之反七子，其理论即建筑在此种基础上的。

　　自李东阳主持文场以后，奖掖后进，推挽才秀，一时出其门者甚众，天下称之为“茶陵诗派”。“茶陵诗派”之于诗文，前变台阁体?单缓冗沓之习，而后启七子句摹字窃，矜才使气之风。诗的方面已如前述；文的方面，又以邵宝、何孟春之论调为其转变之枢纽。

　　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学者称二泉先生，有《容春堂集》。浦瑾序其《容春堂前集》述邵氏论诗文之语云：“瑾晚末无似，辱公宠而教之。尝从容问公曰：‘文将安师？’曰：‘师今之名天下者；无以，则先进乎？无以，则古之人乎？’曰：‘先进而上宋，古乎？’曰：‘有唐，有东西汉者在。’‘唐两汉古乎？’曰：‘六经尚已，夫学文而曰必且为六经，吾则不敢也。’”可知他虽不以六经为文的最高标准，与宋濂方孝孺等学者毕竟有些出入，然而逆推而归于古，则正是七子复古之先声。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有《燕泉集》，《余冬叙录》诸书。陈田《明诗纪事》“称子元及西涯之门，观所著《余冬叙录》，于西涯诗话绪论娓娓不倦，并梦中亦读《西涯诗稿》”（丁秃卷六）所以何氏也是茶陵派的人物。

　　《余冬叙录》之《论诗文》称：“六经之文不可尚已！后世言文者至西汉而止，言诗者至魏而止。何也？后世文趋对偶而文不古，诗拘声律而诗不古也。文不古而有宫体焉，文益病矣。诗不古而有昆体焉，诗益病矣。复古之作，是有望于大家。”（卷五十）此种见解说与邵宝相同。可知风气之转变，原非一朝一夕之故。

　　稍后，与李梦阳同时，而以理学著名之崔铣，也是这般见解。铣字子锺，安阳人，有《洹词》十二卷。

　　崔氏之学，以程朱为的，力排象山、阳明为异说，甚至诋阳明为霸儒，谓其不当舍良能而谈良知，所以为道学中之正统派。他的学问，由道言之则宗程、朱；由文言之则宗秦、汉。一般道学家之论文，每推崇韩、欧，而宗主唐、宋的古文家又多尚理学。独有他，则言道宗程、朱，为文宗秦、汉。这不能不说是受时代的影响了。

　　他论明以来诗文流派云：

　　洪武文臣，皆元材也。永乐而后，乃可得而称数。方天台辞若苏氏，言必周、孔，大哉志乎？东里入阁司文，既专且久，诗法唐，文法欧，依之者效之。弘治中南城罗?，思振颓靡，独师韩文，其艰思奇句伟哉！武功康海，好马迁之史，入对大廷，文制古辩，元老宿儒，见而惊服。其时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协表师法，曰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二子抗节遐举，故能成章。李之雄厚，何之逸爽，学者尊如李、杜焉。

　　则知其宗主秦、汉，完全是受时风之所转移。为文既宗秦、汉，而又推崇程、朱，所以他又站在道学的立场以反对唐、宋古文。他说：

　　崔子曰，昌黎氏约六经之旨为文，析理陈事，昭晰不蒙，诚哉贯道之器。君子谓之曰外，非其不自躬行得之也。况乎混粒珠于鱼目，啜余滴于糟粕乎。是故李翱之《复性》，欧阳修之《论性》，苏轼暨辙之《论道》，君子斥而放之。（《洹词》十，《评文喻学者》）

　　可知他的反对唐、宋古文，不是为文而是为道。在他看来，正因其弥近是而大乱真，所以要斥而放之。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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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郭绍虞，来源：中国文学批评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