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在矿务铁路学堂毕业，随即考取官费留学的资格,被派往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在仙台学医，打算学医救国。不料一次课间放时事幻灯片时，看到一个中国人做了俄军的侦探被日军砍头示众，周围站着许多中国人，虽然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这使他十分悲愤，“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呐喊》自序）。这个认识和决定是鲁迅长时间研究“国民性”探索革命道路的必然结果。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情壮志，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格，而在当时的鲁迅看来又偏重于民族劣根性。鲁迅所要改造的正是中国“沉默的魂灵”。于是，鲁迅毅然弃医从文，走“文学救国”的道路。这一决定，成为他一生的关键转折。

　　1906年，鲁迅返回东京，开始了他一生光辉的文学事业。他曾和许寿裳、周作人等办文学杂志《新生》，因人力物力不济未果，于是转而撰写文章，评介外国文学作品，和周作人合作出版了两集《域外小说集》，其间还撰写了重要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批判了抱残守缺、反对改革的封建顽固派，也批判了中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各种派别和思想，指出他们“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本”的实质。对真正的爱国志士则希望他们“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

　　1909年，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的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鲁迅以极大的热情迎接它，他在绍兴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并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用文言写了短篇小说《怀旧》，描绘农村封建势力既敌视革命又想投机革命的卑劣行径，显示了作者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讽刺才能。1912年初，鲁迅出任绍兴师范学堂学监，不久辞职。1912年2月，应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之迁往北京，直到1926年8月。由于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入北洋军阀手里，当时上演的一系列丑剧--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使社会情况异常黑暗混乱，这时的知识分子又开始了新的分化，原来只是以排满为目的来参加革命的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纷纷复古；而坚定的革命派对当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仍需新的探索。鲁迅坚定地站在彻底革命派的一边，批判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他反对封建主义，又批判资产阶级，那么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无法做出正确的回答。在苦闷和沉思中，鲁迅度过了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的7个年头，其间他利用工作之余，辑录了大量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在不断思索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为后来的学习研究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照亮了中国解放的新道路，也使鲁迅在“刀光火色”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为摧毁封建“铁屋子”，他开始“呐喊”了。1918年5月，他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和李大钊等一起参与编辑的《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历史，引起文化界和思想界的热烈反响。“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短篇，后结集为《呐喊》。同时还发表了论证严密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许多短小精悍的随感录，控诉吃人的封建文化和孔孟之道。“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北方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寂寞荒凉的景象，鲁迅又一次有了“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慨，小说集《彷徨》和散文集《野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成的。从1920年起，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女师大）等学校兼课，成为爱国青年的良师益友。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他虽然未参加，却起到了精神支柱的作用，1924年到1925年，支持并领导语丝、莽原、未名三社，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作家。期间，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等斗争，鲁迅一次又一次痛斥封建军阀及其主谋的凶残，撕去走狗文人为虎作伥却貌似公正的面具，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和正义斗争，赞颂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同时希望战斗者能学到“别种方法的战斗”，要“痛打落水狗”。在不断的思索中，此时的鲁迅开始对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有了较明确的认识，还认识到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鲁迅《华盖集·导师》）。可见，在鲁迅的世界观中，无产阶级思想在不断积累，尊个性和进化论的旧思想在不断减弱。杂文集《华盖集续编》和《坟》后半部分记录了这些可贵的斗争经历和思想发展。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在这里他继续写些回忆往事的散文，后来结集为《朝花夕拾》。此外，从参加战斗到现在，他还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四本杂文集，一本散文集《野草》，并且翻译了很多作品。从这些作品轨迹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鲁迅正逐渐酝酿着一次伟大的思想飞跃。由于厦门毫无革命气息，1927年1月，鲁迅又来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在这里，他有机会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比过去更密切的交往。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在血雨腥风中，他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英勇战斗，也看到了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为营救被捕的40多名党员和进步学生，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多方奔走，据理力争，但营救无效，于是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这一事件警醒了鲁迅，后来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现在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了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血的教训使他的“思路因此而轰毁”，他觉悟到不能再把进化论作为观察社会的思想武器。1927年10月，鲁迅定居上海。此后几年，他在不断的实际斗争中，逐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终于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他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确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1928年，鲁迅加入革命互济会。1930年，他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且是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的战斗的文艺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是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在成立大会上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一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光辉文献。1933年，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上海分会的理事，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6月，不顾危险到万国殡仪馆吊唁被特务暗杀的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铨，出门不带钥匙，表示了勇于牺牲的决心。9月，与茅盾等联名发表宣言，欢迎世界反帝反战会议在上海召开，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名誉主席。当时国民党“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鲁迅也遭到围攻、通缉、盯梢，但他明白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鲁迅书信集》下卷《致山本初枝》）。在左联工作期间，他先后编辑《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书刊。他领导新兴的木刻运动，关心和培养木刻青年的成长。在文化战线上，他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了坚实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种病态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鲁迅也给予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提高国民的认识，并把斗争的锋芒最终指向产生这些现象和心理的社会根源。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调集军队侵入关内，威胁整个华北。年底，党中央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鲁迅积极响应，明确宣告：“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1936年），还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正确口号，组织领导文艺界，纠正内部错误，揭露批判托派阴谋，促使文艺界很快形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鲁迅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情谊，不断加深着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他曾书写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与瞿秋白，并庄严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深切表达了为共产主义事业竭诚奋斗的崇高信念。他满怀信心地投入战斗，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最后10年，由于政治、思想斗争的需要，鲁迅要求自己像“感应的神经”一样起而应战，他不得不放下计划写作的论著和长篇，而以杂文为武器，与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这些杂文后来结成十个集子，即《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三集，还有一些散篇收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

　　此外，他还写了《理水》等五篇历史小说，和以前写的三篇合成《故事新编》的集子。在翻译方面，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法捷耶夫的《毁灭》、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果戈里的《死魂灵》等。这些都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中华民族甚至世界的珍贵财富。

　　长期的艰苦战斗，严重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5年底，他感到身体的不适，1936年写出了可视为遗嘱的《死》，对生死看得“随随便便”，对怨敌却表示“一个都不宽恕”，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品格和彻底革命精神。1936年10月19日，病魔夺去了鲁迅的生命。他不幸在上海逝世。鲁迅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对鲁迅一生的战斗业绩和精神作了崇高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8页）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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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