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郭沫若是他1919年9月发表新诗时使用的笔名。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是一个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商人，母亲是一个宦官人家的女儿，禀性谦和，爱好诗词。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她称母亲是自己“真正的蒙师”。

　　少儿时代的郭沫若，一方面接受了封建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新学的启示。1897年春，他入家塾读书，1906年又改进新式学堂，先后在乐山、成都上学。他首先读了《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接着对《庄子》、《史记》、《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名著作了广泛的涉猎。之后，又接触了西方科学书籍和梁启超、章太炎的政论文章及林琴南翻译的小说。这些既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又对他产生了思想启蒙作用。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他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因而曾遭到学校当局的“斥退”。他也曾亲身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并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辛亥革命的爆发。然而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很快便流产，他为此陷入极度的失望和痛苦之中。

　　1913年底，郭沫若怀着“报国济民”的抱负远渡日本求学。1914年至1923年，他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学医前后，他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接触了泰戈尔、海涅、歌德、惠特曼等人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等人的小说及斯宾诺莎、尼采、弗洛伊德、厨川白村的著作。这些对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16年夏秋之际，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并同居，过着清贫而又甜蜜的生活。这时因受泰戈尔式的无韵诗的启示，他产生了创作新诗的欲望，写出了他最早的新诗《死的诱惑》、《新月与白云》等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了这股突起的狂飙的猛烈冲击。也就在这时，他接触了惠特曼的《草叶集》。惠特曼那种汪洋恣肆的诗风和奔放不羁的自由体，给了他“暴风雨般的煽动”，于是，“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喷火口，也找到了喷火的方式”。从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上半年，他的诗出现了一个创作的“爆发期”。他的第一个诗集《女神》中的大部分诗篇即写于这个时期。1921年7月，创造社在日本正式成立，这是继文学研究会之后我国又一个重要新文学社团，郭沫若是它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创造社成立前后，郭沫若曾三次回国，祖国的现实黑暗使他在日本时期对“五四”中国的美丽憧憬和企图以个人反抗达到社会进取的愿望归于破灭，诗集《星空》便是诗人心灵受到创伤而又渴望继续奋斗时留下的诗作。

　　郭沫若前期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就政治思想来说，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主导，还有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和逐渐减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就哲学思想来说，有要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的个性主义和因个性主义的促使而迅速接受的泛神论思想。泛神论对郭沫若的影响比较突出。泛神论是16、17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哲学思想，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是杰出的代表。这种学说认为自然界是本体的表象，本体是无所不在的，不受时空的限制。本体即神，神即自然。泛神论实际上是一种无神论，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反封建、反迷信、反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郭沫若对泛神论不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观点来接受的，他是从“五四”时代青年们追求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从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角度来接受泛神论的思想的；同时，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由此，他的诗情在更为广阔的幅度上展示、迸发出来。自然，泛神论的“一切和谐”、“物我无间”、陶醉于大自然的观点也妨碍了诗人用阶级观点来看待社会现象，因而具有消极的一面。就文艺思想来说，郭沫若这时有着明显的纯艺术思想的影响，主张艺术的无目的性和非功利主义，崇尚天才，强调直觉的作用，主张“自我表现”和感情的“自然流泻”。这些观点出于个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诗歌创作的要求，出于对文艺特征的强调，在当时既有反对封建传统和封建载道文学的积极作用，又具揭示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的长远意义。但在理论上过分强调诗歌作为自我表现的手段，忽略了思想对感情活动的指导作用和诗歌本身的社会意义，因此也表现出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1923年4月，郭沫若大学毕业后携眷归国，来到文化中心的上海。由于受到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影响，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促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件事，是1924年春夏之交他到日本福冈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本书的翻译，是他克服泛神论思想影响的开始，也是他实现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郭沫若在南京路上亲睹了这民族血仇的一幕，进一步提高了他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本质的认识。同时，他从上海工人阶级的浴血奋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时，郭沫若的文艺思想也有新的发展。他在《文艺家的觉悟》和《革命与文学》等论文中，对革命与文学，作家与时代的关系都作了比较正确的论述，并且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郭沫若这时的创作仍然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他连续创作了话剧《卓文君》、《王昭君》、《聂》，诗集《前茅》、《瓶》，历史小说《?刍鸟》、《函谷关》，“身边小说”《漂流三部曲》及其散文《梦与现实》等。尽管其中有些作品流露出比较浓厚的感伤、颓废的情调，色彩比较黯淡，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是继续着《女神》反抗黑暗，欢呼新生的歌唱，作者决心向《星空》时期那种“低徊的情绪”、“虚无的幻灭”告别。

　　1926年3月，郭沫若应邀到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这年7月，他在我党影响下参加了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他敏锐地识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于1927年3月31日奋笔疾书，写出了震惊中外的讨蒋缴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群众的罪行。“八一”南昌起义发生后，郭沫若由九江赶赴南昌，任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5日随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他经香港到上海。诗集《恢复》是他这时期的诗作。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上海掀起的时候，他又是积极的参加者和支持者。这时期，郭沫若不但进一步系统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直接投身到革命漩涡中，参加了北伐革命和南昌起义等斗争实践，因而基本上实现了世界观的飞跃，从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10年的政治流亡生涯。旅居日本期间，他经常受到宪兵的监视，并曾被非法拘捕囚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斗争。他在生活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一系列光辉的学术著作，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与此同时，郭沫若还经常写文章，参与国内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和支持“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另外，他还写了自叙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创造10年》、《北伐途次》和历史小说集《豕蹄》等大量作品。

　　1937年抗战爆发，郭沫若决心归国参加抗战大业。7月25日凌晨，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别妇抛雏”，秘密登上归国的途程。1938年初，他与于立群结婚。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郭沫若任厅长，负责抗战的文化宣传工作。三厅团结了大批优秀的文化人，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1940年9月三厅被撤销后，郭沫若又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使它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帜。在繁忙的抗日宣传工作中，郭沫若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其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当推《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这是郭沫若创作生涯中继《女神》时期之后的又一个灿烂时期。诗歌方面写有《战声集》和《蜩螗集》，散文方面有抒情散文集《波》和兼收论作与杂文、报告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甲申三百年祭》、《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则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新开拓。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上海等地与广大进步文化人一起，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斗争。创作方面出有小说集《地下的笑声》、小说散文集《抱箭集》、散文集《苏联记行》、《南京印象》、文艺论集《天地玄黄》、回忆录《洪波曲》等。

　　1948年底，郭沫若北上进入解放区，参加筹组全国性文艺家组织的工作。翌年8月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国家领导事务，担负科学、文化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其创作和著述都有了新的成果。出有诗集《新华颂》、《长春集》、《潮汐集》、《东风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1978年6月12日，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6岁。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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