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集《野草》和散文集《朝花夕拾》，是鲁迅前期文学创作的艺术珍品，也是研究鲁迅前期生活和思想经历的珍贵材料。

　　散文诗集《野草》1927年7月结集出版，收录了1924年至1926年4月间所作并陆续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散文诗23首。除最后两篇外，写作时间和背景与《彷徨》相同。当时，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已经分化，鲁迅“又经验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并且发出“新的战友在哪里”的呼喊（《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期间，“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同上）。由于散文诗是以诗的凝炼语言抒发内心感情和披露主观世界为主要手段的文学样式，着眼点是心灵的起伏、波动和激荡，因此，《野草》真实地记录了鲁迅这个时期的思想轨迹。此时，鲁迅住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远离革命中心，感受到黑暗势力的重压，看不到光明的前景，深觉“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反映在《野草》中，既有“五四”退潮时期彷徨苦闷的心情，又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斗争。

　　《野草》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一方面作品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作者追求新的革命道路而又未能找到的矛盾心情，及永远前进的革命精神。具体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揭露社会黑暗，代表作有《失掉的好地狱》、《颓败线的颤动》。对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在北京的北洋军阀投以强烈的憎恨，诅咒他们是统治地狱的魔鬼，描写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必然灭亡的命运；对于当时还未得志的国民党“英雄们”，则预言他们决不是地狱的破坏者，相反却是整饬地狱的使者，一旦他们取得了政权，被压迫人民将会受到更严重的迫害。这种预见，鲁迅曾回忆说“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野草》英文译本序）。虽然作品强调的是“失掉”地狱，由于对革命的主力缺乏联系，不免让人感到前途的渺茫。《颓败线的颤动》描写一个老妇人辛苦、忍辱为下一代，最后反备尝苦果的不幸遭遇，表现她以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颤动来抒发她的复仇与诅咒的激情。这里渗透着作者个人痛切的体验：某些受过他热情培育的青年竟向他射来毒箭，这不能不使他激愤。此外还有《死后》、《复仇》、《狗的驳诘》等篇也借梦境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二、对光明、理想的追求。代表作是《雪》、《好的故事》等。两篇都是回忆性的文字。《雪》用对比手法，抒写鲁迅不甘压迫、向往自由的心境。在寒冬凛冽的朔方，作者忆起南方家乡春意盎然的雪景及幼时塑雪罗汉的情景，表达了对美好春天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回到现实，北方的雪在奋飞，在奔腾，这正是对压迫的不甘，对自由的向往。《好的故事》则用抒情的笔调，回忆了“美的人和美的事”，和现实世界相对照，希望一个美丽的理想世界的实现。

　　三、歌颂革命战士，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代表作有《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秋夜》、《死火》等。《这样的战士》是一篇战斗性异常强烈的诗篇，是有感于文人学士帮助军阀而作的，也是作者关于战斗精神及其特点的真实写照。作品一开头就提出希望：要有这样一种战士，手持投枪，走进“无物之阵”（指敌人），识破“一式点头”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不为伪诈欺骗；对头上有各种旗帜，身上有各式外套的“文人学士”们，举起投枪，不被伪装欺骗；对发誓心在胸膛中央，并用护心镜证明心正的敌人，不被花言巧语所欺骗，击中敌人心窝。倒下的是无物的外套，敌已遁逃，而战士反落下杀害“慈善家”的罪名，但他并不灰心，继续战斗，直至寿终正寝还向一切敌人举起投枪！尽管作品流露出了孤军奋战的情绪，但却洋溢着自我鞭策，决不妥协的精神。《淡淡的血痕中》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它的立意是呼喊战斗，否定非人的世界，否定怯弱的造物主、苟活的“造物主的良民”，呼唤革命的暴风雨，歌颂和向往那使天地变色、人类苏生的叛逆的猛士。《秋夜》中的“枣树”、《过客》中的“过客”、《死火》中的“我”，都是不屈的战斗者的象征。当然，他们也有孤独、疲倦，但都愿意用生命复燃革命的火种。这正是当时作者勇往直前但又不明确方向的心境的体现。

　　四、剖白矛盾心情，上下求索。代表作有《影的告别》、《希望》、《求乞者》、《墓碣文》等。《影的告别》用对话体写“影”对“形”的告别。“影”不愿去极乐的但是骗人的天堂；也不愿去地狱，那里极苦，也是骗人的，而“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不过是脱离现实的幻想。作品用五个“然而”表现了“影”的内心矛盾，但它终于下定决心“独自远行”，宁愿被黑暗吞食或被光明消失，也不苟且活在明暗间。这正是作者新旧思想矛盾的冲突的形象反映。《希望》，据鲁迅解释，“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写作此篇（《〈野草〉英文译本序》）。它是警醒青年，呼喊他们奋争的作品，但却流露了作者寂寞、失望的情绪，既未绝望，又感希望渺茫。《墓碣文》更展现了一种十分空虚可怕的心境：“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到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在书信中曾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正是这样的一种心境。总之，这类作品也渗透了一种不怕牺牲的彻底战斗精神，但着重反映的是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和强烈的思想斗争。从一定程度上讲，鲁迅之所以伟大，所以能够很快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战士，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而是在自己的作品，特别是《野草》里充分地暴露和分析它，并且用执着战斗来促进它的解决。

　　从艺术表现上说，《野草》的构思奇特，新颖，形式多彩多姿。作者的思想主要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大量使用象征手法，有隐喻性、暗示性，而且语言凝炼，寓意深远，感情浓郁，读者只有透过诗的形象才能感受它的真意并理解它。它接受了外国散文诗的影响，又保有鲁迅式的匕首投枪的特点，因而不论内容或形式，都有新的突破和创造，开了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先河。

　　《朝花夕拾》收鲁迅1926年2月至11月所作的回忆散文10篇。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在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结集时改称今名。5月作《小引》，7月作《后记》，1928年9月初版。这些作品以优美的笔调，沉郁的感情，挥洒自如地记叙了作者从童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生活片断，侧面勾勒了古老中国的社会风貌。它在追怀往事的同时，渗透着鲜明的爱憎，闪射着反封建的怒火，甚而带有杂文笔法，对“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施以旁敲侧击或嘻笑怒骂。

　　《狗、猫、鼠》、《二十四孝图》两文，以议论为主，中间穿插和描述童年时代的生活，很有杂文的味道。文中的“猫”显然是“正人君子”之流的；虽和狮虎同族，却有对强者、对主子的一副媚态。鲁迅揭露说：“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那些凶残而又叫喊着“公理”“正义”的“正人君子”们岂不是连禽兽都不如吗？《二十四孝图》主要写了“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对“我”的影响：“使我不解，甚至发生反感”，揭露它：“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写出了封建孝道的虚伪性、残酷性。《五猖会》描述作者儿时要看五猖会所受的阻难，从父子两代微妙的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旧习俗在儿童心理投下的阴影。《无常》则写出了人们对公理的渴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通过对百草园的无穷乐趣和“三味书屋”枯燥乏味生活的描述，在前后鲜明的对比中揭示了封建教育对儿童心灵的桎梏，这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复古风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父亲的病》讲的绝不仅是庸医误人；《琐记》里也不只是写作者从绍兴到南京求学经历，其间的人生百态“乌烟瘴气”的景象，都激发着鲁迅的不满和继续探求新路的决心。《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范爱农》诸文，在追求往事中，集中发掘的是普通人民善良的素质和高尚的情操。阿长“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但却爱护孩子，渴求幸福；藤野先生严谨、热忱、正直，真诚地把他的友谊奉献给中国人民；范爱农耿直、愤世，虽潦倒而死，却引人同情、敬重。这些文章都近似传记，于真实的描绘中抒写真情。由于鲁迅站在时代的高度，根据主题的需要严格选材，深入开掘，有力地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从而使其个人的生活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朝花夕拾》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熔记叙、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不管记事还是写人，都以记叙为主，并有机地插入抒情，描写或议论，表现在具体的文字中，则是在浓烈的抒情中闪出的讽刺的火花，在平静的叙述中夹杂着大有深意的妙语，严肃的思想常借幽默的笔调来表现。如《父亲的病》中对用蟋蟀作药引还要原配这种现象，鲁迅说：“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蘸，连做药引的资格也丧失了。”这是对庸医，也是对旧礼教的尖锐嘲讽。与此相联系，在内容上《朝花夕拾》总是把回忆往事与对现实的批判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狗、猫、鼠》结尾，作者写道：“其实这方法，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我想，如果能将这方法推广应用，我大概也总可望成为所谓‘指导青年’的‘前辈’的罢......”这“中国的官兵”、“指导青年”的“前辈”所指，我们自然知道。

 

　　[作品选析]

　　秋夜鲁迅

　　《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是《野草》的第一篇。当时的北京正在段祺瑞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鲁迅亲身感到了反动统治对人民的重压，亲眼看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在革命形势由低潮逐渐走向高潮的前夜，他从“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经过艺术构思，熔铸出了《秋夜》这篇意境优美的散文诗。

　　《秋夜》用象征的手法，借秋夜的景象，譬喻当时萧索凄凉的现实，托物言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赞颂了抗击黑暗，追求光明的战士，对被压迫者向往美好未来深表同情，寄托了作者“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两地书·八》）的思想感情。

　　枣树是作者讴歌的具有韧性战斗精神的革命战士形象。他在“冷的夜气中”生存，受到“繁霜”的摧残；他已落尽叶子，单剩干子，还有从打枣的竿梢得到的“皮伤”。但他毫不畏惧，毫不妥协，反而在脱了当初满树果实和叶子时的弧形后“欠伸得很舒服”。它清醒地知道“秋后要有春”，对光明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同时他也冷静地意识到“春后还是秋”，斗争是残酷的，还可能出现挫折和反复。但他还是与黑暗的天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一面用低垂的树枝“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一面用“最直最长的几枝”，“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鬼目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他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而月亮也终于被刺得“窘得发白”，“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枣树就是这样一位锲而不舍、英勇顽强的战士。

　　理解了枣树的寓意，就可以理解那不同凡响的开头了。“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枣树是抗拒黑暗势力的一种象征，但毕竟“落尽了叶子”在秋的冷气中生存，力量显得单薄。如果单写成“有两株枣树”，则更显单薄，现在将两株树分开来写，造成复沓的句式，起到了强调的作用，而且是互相支援的两株，这就给人以力量，多一分安慰和喜悦。也只有不同凡响的鲁迅会有这样奇特的安排。

　　秋的夜空还将繁霜洒在极细小的小粉红花上。她在夜的冷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秋的到来，梦见诗人的眼泪和安慰。和枣树的顽强抗争相比，小粉红花只满足于梦中的幻想，别人的同情，显然缺乏积极斗争的精神，鲁迅是不赞同的，因为他一向主张：“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热风·随感录四十一》）。

　　小青虫则不同。他也生活在肃杀的“秋夜”，但他为了冲破黑暗、寻求光明，在后窗的玻璃上和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甚而从纸窗的破孔钻进去不顾一切地扑向灯光。“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息”。那崭新的灯罩是“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支猩红色的桅子”，是光明、美好事物的象征，小青虫就是这样争取着光明和美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对小青虫，作者是充满着敬意的。不是有很多无名的战士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了吗？对他们我们理应奉献出自己的悲哀与崇敬。

　　正因为有这些战斗者，“我”听到了夜半的笑声，而且“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但“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显然作者对枣树的孤军奋战、小青虫的出师未捷身先亡，还是充满疑虑的，这也流露出作者内心怆然、求索彷徨的情绪。

　　至于那“奇怪而高”的天空，目夹着冷眼的星星，洒在野花草上的“繁霜”，夜游的恶鸟甚至那“粉饰黑暗”的“月亮”，都是黑暗社会各种人、事的象征。作者在描写这些景物时，一方面抓住了自然景物固有的特点，一方面渗入了作者的主观想象，让现实的画面与想象画面互相交织，从而体现深意。这样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运用象征实现深刻的主题的外现，成为这篇作品的显著特色。

　　作品的构思精巧。这种精巧的构思是借助象征主义表现手法的强调自由联想来实现的。靠着这种可以紊乱了时空的心灵的自由想象，作品实现了从枣树--天空--野花--枣树--天空的意识跳跃；又从视觉转到听觉：鸟叫声、笑声；又随着环境的转移，意识流向室内......看似混乱，其实全没有违背秋夜的自然规律，每一物象都有其独特的特征，且所有这一切都统一在作者当时的情感当中：对枣树、青虫的赞颂及对极孤独盲目的慨叹；对小粉红花的批判与同情；对天空等的憎恶与嘲讽......作者用自己的“心绪”，把主观与客观、室内与室外，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篇构思精巧、结构严密的散文诗。

　　语言的凝炼、形象、有声有色也是本文的特色。表现敌人的狡诈、残酷；表现枣树的“锲而不舍”韧的战斗精神；小粉红花的软弱，小青虫的“舍生取义”，都有着不同的描绘，细细品来，有色彩、有音响，富有绘画美和音乐美，即使寥寥数笔，也栩栩如生。 

（责任编辑：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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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章信息：标题：，作者：张同俭，闫玮，来源：新编现代文学史，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