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之水天上来”，“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是中华大地以及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发源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诗和远方，充满了无尽的诱惑与神往。

       《上河记》共收录十五篇随笔散记，记录了繁星苍天之下的河畔、高原、荒丘的日日夜夜；探访了时光雕琢的渡口、寺庙、村落、山峦的风情风貌；描绘了生机与颓败，点拨了往昔与今世的灵魂暗通款曲，在古老故事与鲜活日常的经验中思考并回味，遥望恢宏壮阔的文明上游，探究黄河之畔的生活本真面貌。

       作家李敬泽的随笔，是行走的深入思考，说是“游”记，实则是“考”记，有一种探寻与发现的味道隐于其中。有惊悚，有悲凉，有温情，有感叹。所述真实，所思真切。思考并非有意挖掘，引用也非艰涩拗口。阅读作家的文字，真如随同他旅行一般，文字清风拂面，带着星光点点的诙谐与幽默，又不乏智慧，引人深思，开阔眼界，有所启悟。

       随笔集以时间为主线，完成了四个月的旅行。作家用心至深，手绘了自己出游的行程，附在集子的最前页。对照文字，可查阅“地图”，更是了然于胸。又拍摄了照片，我们很容易感受他所描绘的事件与场景，未阅读文字，就可以从图中渗透出来，感受强烈。我们跟着他，经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行走了三个月。事实上，很少有人真的会有这么大把的时间，扔下一切，只为了走黄河。但是，有一个人替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全程用文字纪录了，并且，有图有真相，我们看到了黄河边的一个一个人，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悲欢，我们感知到了属于黄河岸边的大量的生活细节。

       我们跟随他，走过了黄河边那些古老的故事，走过了鲜活的日常，走过了河边的英雄与凡人，走过了玫瑰、羔羊肉与酒，走过了花儿会上的歌声和笑靥，走过了城堡和老渡口的梦……

       他还手绘了路线图。记录下黄河边几十个富饶丰满的日子：喧闹、沉静、鲜艳、晦暗、快乐、沮丧、放浪、庄重的日子。它们闪闪发光，因此，他将这些日子写成了书。最初漫游黄河，是2000年。

       22年之后，就有了这部连接过去和当下的《上河记》。

       本书中附有两张明信片，一张是人，是《上河记》的主人公，也是36岁的李敬泽；另一张是河滩边的一老一小两头牛。说起人与动物的关系，甘肃人谈起他们的羊就像谈论他们的亲人。《上河记》中，则有不少地方让人反思人与自然之间，怎样才是一种和谐共处？

       读着读着，仿佛身临其境。我们可以肯定，他讲述的所见，所触之物，是可信的一种经验。

       在李敬泽的全部创作中，《上河记》，理应占据特殊的一席，因为这是一个当时30多岁的年轻人用身体在写作，也是一个年轻人带着考古学者的老灵魂在行走。

       2000年6月，在黄河之行的始发地甘肃，他以兰州为中心漫游，见过甘南路上的青稞地，在无尽的草原上流连，在流淌了千年的大夏河边驻足；

       2000年7月，一路向东，行走于西海固地区，一个个带着“关”字的地名、山间的座座城堡，让人不禁如“几百年前的将军”般久久凝视这土地；

       2000年8月至9月初，穿过乌兰察布草原探访“百灵地”，拜访榆林这座曾属于武士、商人和工匠并曾引领潮流的城市，在米脂街头遇见“堂吉诃德”；

       2019年，在汾阳贾家庄，看山西梆子，回想历史中的热血青春……

       作家很会选择所述之“点”，都是一些带有文化历史典故或是远去落败的渡口，村落，寺庙。像“喊叫水”的地方，你听听这名字，不消说，就知道是个缺水严重的地方。像扒拉发菜的男女，是生命在荒芜之上的丝丝慰藉。像深挖甘草的孩子，一面破坏土地环境，一面是面对困苦的无奈之举。像“寡妇村”的下马关，这名字就有骇世之悚，听出了悬念，绝对是有故事的村庄。像遇见的“卦婆子”，她们的命运就是浪迹于大地，向我们诉说我们的命运，等等。作家所遇见的“小”，每一次都能触发心灵，那里才是作家成书成文所要表达的东西，“闪光”的东西，也是阅读者想要看到的。在行走中，所见旅游景点，并非是描述对象，他的另辟蹊径，引发了深思。可以说，作家有着悲悯之心，博爱之心，为人仗义，多次慷慨解囊。又怕别人知道，只为心安。他说，他害怕成为一个施舍者，这令他羞耻和卑劣。李敬泽讲述《上河记》的缘起——

       “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那时是2000年，在那时，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者探亲，没有功利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在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

       “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气飞扬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浪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持续，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

       20多年前，当时田野调查在作家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气候，但李敬泽已经自觉地在“反游记”了，

他说，“采风”这个词太别扭了。“人家不是‘风’，我也无心来‘采’，我觉得我倒是一阵小风，从这里刮过去，了无痕迹。

       2000年6月8日，李敬泽请随车的司机张师傅拍了一张他在大夏河边的照片。他说，“一个在2000年6月8日驶过大夏河边的人见证了一种高度成熟的农业文明的胜利，它已经‘改天换地’，这是持续了2000年的宏大工程，与此相比，人如同蝼蚁。”

       他在黄河沿岸的漫游中，自觉化身为一名社会学者，一名田野调查者的角色。

       他跟当地人一起去赶集，差点在集市的一个牙医摊子前拔了一颗牙，终究还是“临阵逃脱”。

       他逛“花儿会”。

       会在路边拦住运西瓜的拖拉机，买一个大西瓜，踌在公路边吃起来。

       他走进了一位叫马登元的老人开的面馆。这位老人脸上有郁闷的歉意，对他说：“人有钱了，心狠了，假的多了。”

       他见识了城堡里的各种生活。

       漫游的一路上，他遇到了各种老人，老人，一个个都是田野调查的“活样本”、“活字典”。

       比如，在兰州，在整个甘肃，人们都知道的一个杨木匠，人们口中的“木头圣人”。

       比如，米脂的民间剪纸艺人郭佩珍，她剪下了《千年古树开花，梦一场》，在李敬泽看来，那是繁华之极，又悲凉之极。他买回了这件作品，隔了几天，他想了想，还是觉得是繁华。

       他把这些沿途所见的最真实的生活，写到了这部书里。

       “我已看过。”李敬泽说，“我感到黄河已不须再看，它是看不尽的。但一个人不能无休无止地看它。”